近日看了一本关于名人之死的书。名人与普通人一样，都是要回归自然的，对于死的看法可能因为是名人的缘故就与普通百姓有点不同了。

书里说到很多的名人有精神分裂症。名人确实不好作，承受的压力大。娱乐圈影视名人恐怕最难作了，身后一群狗子队总是拿着望远镜以至于显微镜在盯着，私生活受到严重干扰。政界的名人也不好作，在中国这个社会与西方相比似乎政治就是政治，是个极为严肃的问题，政界要员就是政治家，而且是职业的。不像美国，他们的国务卿退下来之后去竞聘哈弗的校长，而且非常乐意，有的就作慈善家，发挥余热。在中国似乎就不一样了，你想去作大学校长上面会干涉，最多让你当个什么协会的顾问或名誉顾问。学术界的名人一般来说比较好作一点，只要不是大嘴巴，潜心学问就会得到世人的尊敬。但是问题也会有不少。比如说你学问做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你的粉丝们会把你封很多的头衔，称之为国宝级专家。季羡林老先生就这样被人捧着，他自己老大的不高兴。后来网上传言说季老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老人家，还得经过北大校方同意。这就有点离谱了。原因很简单，季老是“国宝”，只可远观。看来，学术界的名人也不好作呢。连亲情都受到制约了。所以说很多名人有精神分裂症，原因就在于此了，社会低他们似乎是不公平的。舆论的压力，媒体的炒作都会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对于死亡，我没有研究过，也不想去过问。死亡是一个自然法则，谁也无法回避。既然如此，还是自然死亡最好，人为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不尊重生命的表现。但是人又是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的，当尊严与人性受到侵犯的时候，生命就不再是最上等的选择了。还有的学者或者思想家不是因为自己的尊严与人性受到侵害，而是觉得他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个体已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信仰已经实现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整个世界似乎就空虚了。尼采的死就是这种情况。他的上帝死了，他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精神分裂与身体的健康状况有关，也与工作性质与工作强度有关。余虹教授的死直接告诉我们他无法承受超强度的工作，他一度失眠，精神不的安宁。当然还有很多名人的死亡都是谜，说法各不相同。王国维的死恐怕谁也看不出半点预兆来。他照常到国学研究院上班，穿着与平时一样。当天写下遗书来到湖边只有半小时的时间。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很多人尊重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说王国维的死带有很深的文化人的特殊情结。我们找不到王国维死因的直接证据前都愿意相信这个说法，毕竟从感情上我们容易接受这个观点。对一个人的死亡动因，如果死者没有直接的倾诉或者完整的记录死前行状，我们很难窥探出个所以然来。

死亡永远是个说不完的话题，因为生与死是人人必须面对的。哪怕生前再如何伟大显赫，最终逃不过的就是死亡。现在很多人都这样看待生与死，生是不能由自己选择的，所以生在哪里，什么时候生，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死是可以选择的，生命属于自己。既然如此，人就可以有决定自己死亡的理由与方式。这种看法其实是经不起逻辑拷问的。重要人物的死，他的影响会波及到整个群体、集团或整个社会。所以重要人物在关键时候总是受到保护的。普通人的死会影响到他的家族与亲朋好友。所以说死亡绝对不是单个生命体的简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