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示：2007年4月3日一个普通的下午，《印象》的记者们怀着不一般的心情，来到一位不一般的人——那就是跨世纪的诗人、国立湖南大学时期副教授彭燕郊老师的家里，一起倾听了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重温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到了这位老诗人的不老诗心。

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世纪诗人的心声吧。

一、激情燃烧的岁月

记者(以下简称记）：彭老师，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的“七月派”，而您当时是“七月派”诗歌的主将，能否简要谈谈“七月派”的创作宗旨？

彭老师（以下简称彭）：所谓的流派，其实就是它的文学艺术观点与其他人不同。当时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抗日救国成为时代的主题，七月派的诗歌创作都是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

记：1939年《七月》以头篇发表您的作品《战斗的江南时》，当时感受如何啊？

彭：很开心，很受鼓舞啦！（高兴得笑了）其实杂志最大的贡献在于挖掘新人。胡风先生最出色的编辑理念之一，就是很注重在青年作者中挖掘新人。我算是被他挖出来的一个人啦。

记：那时别人称您为小艾青，为什么会这样称呼您？您觉得您与艾青的创作风格有哪些共同之处？

彭：当时我的创作主要是模仿艾青的诗，《战斗的江南》就明显受艾青的影响。我们的诗都注重现实，关注民生，为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呐喊和抗争。

记：1940——1949年是您创作的重要转折期，当时您为何从战斗的江南流浪到大后方？

彭：那时形势非常紧张，到了皖南事变前夕，部队决定把老弱病残转移到大后方。我身体不是很壮（记者插话：您现在年纪虽高，而身体还很健康啊。大伙儿都笑），所以部队将我转移到后方搞文化运动。当时大后方的文化创作氛围相当活跃，田间和艾青的自由诗就很受大家的欢迎。后来又流行起了街头诗和民歌，田间也受到了影响写起了民歌。但是我觉得啊，他写的民歌不像民歌，倒是把自己原本的风格给丢了。51年丁玲来湖南，和我谈起田间，对他的看法也跟我的差不多（笑）。再后来，与抗战有关的话剧和新诗逐渐发展起来，这两种题材的读者最多，演话剧就像现在的电影一样，非常流行啊！

记：这一时期您的作品开始由主流向边缘发展，挖掘“潜伏在人们的底层，心的底层，为一般人所不能看到的东西”，是怎样的经历让您的创作主题发生了转变？

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国民党的不同在于她是一支理想主义的军队。我们抗战有两个目的：一是民族独立，二是社会进步。所以共产党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到大后方，我首先到浙江金华，在那儿写了一首散文诗《萎绝》，讲一个逃难的难民饥饿不堪，到一户人家的后门乞讨。主妇见他可怜，将一碗饭放在台阶上。但是那个台阶很高啊（彭老师比划着），他就在伸手拿饭的时候给饿死了！当时觉得很心酸啊，感到国家民族要走上光明的道路真的很难。所以我们到后方，就是要把民众组织起来，这样才能打败日本鬼子！

记：1946年您遭蒋政权逮捕，一年后遇特赦获释，您能给我们讲一下这段故事吗？这一时期您的诗风又有何转变？您是怎样在狱中继续从事创作的？

彭：抗战时期的桂林被称为文化城，许多文化人会集在那儿，我认识的桂林诗友就有三十来个，光文化杂志就有几十种，当时全国文艺界抗日协会也在那里创办了分会。日本军侵犯桂林时，蒋介石决定放弃桂林，桂林被夷为平地。许多文化人都逃到香港，只剩我和十来个文化人在那里编副刊，痛骂蒋介石！46年蒋介石公开反共，下命逮捕我们。但当时我就一个信念，蒋政权必定会失败！果然，国民党一天天败退，李宗仁上台，大赦政治犯，我获释后于49年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到了香港，如果不逃而再次被捕的话，那我肯定就没命了（大笑）。说到我在狱中的创作啊，还真得感谢腐败的国民党，那时狱中看守的士兵是可以被轻易收买的，我在写交代材料时，偷偷留下纸和笔，把诗写在很小的纸条上，让士兵送给我的太太，这就是当时的狱中诗了。

记：彭老师您一生可谓“几多艰辛，几多磨难”，那您在胡风案以及在人性颠倒的文革时期是以怎样的力量支撑您执著于创作的？

彭：人生活在历史的过程中，历史规定了你是什么角色，就是什么角色。我当时对这些磨难就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因为我相信，没有上帝，只有历史。历史规定我去做个诗人，我就要坚持自己的创作，把历史记录下来。我反而觉得那些刽子手很可悲，因为历史规定了他们是个受众人唾弃的角色（笑）！

记：您总是在不断的突破自己，转换风格，所以外界很难给您的诗歌定位，那您能否给您自己定位？哪一时期的作品是最能称为您的代表作？

彭：我不轻易给自己定位，探索永无止境，风格不断转换，假如说有种风格的话，我的风格就是“不停转换风格”，呵呵。时代不同，生活不同，人的感受也不同，生活需要不断的探索，写诗也一样。一个作家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要重复自己。我希望自己的每一首诗都能被人感知到我的风格，都能称作我的“代表作”，让别人一看就知道：呵，这是彭燕郊写的诗，是打上彭燕郊的标签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