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对于新乡土诗派提出的两栖人的概念您怎么看待？

伍：湖湘文化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很多时候会把一些个人感受和社会变迁关联起来，所以才会有两栖人这样一个概念。

80年代中国的民工潮还没有真正兴起，只是少数考入大学的学生能进入到城里。要不然就是在城市里面有亲戚或有关系的人到城里来打点小临工之类的。农民进城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从现在往回看，城市人口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在这二十年中从农村迁移过来的。因此中国现在的城市人口有一半以上是能感受到江堤所说的这种两栖人的感觉的。因为他们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混乱时期。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活，转变到每天在流水线上受训练受约束甚至是摧残自己身体的生活。

现在倒过来讲江堤的两栖人概念，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当时虽然是他个人的敏感，但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即将面临的变化预示了出来。就好像海子预见到了诗歌时代的消亡因此选择死亡。有人说海子的死是带走了农耕文明的最后一抹光辉，这是理论家去研究他。我的理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预知这个世界将要变了，所以干脆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江堤没有选择结束生命，他用他的文字把个人情感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当然这也耗尽了他的生命。就像刚才讲的他已经预感到了二十年以后的这个或者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都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了。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九十年代他转到了岳麓书院，那时候他也彷徨过，因为要养家糊口。90年代初的状况就是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因此他也出过一些不像样子的东西，比如说卡拉OK歌本集之类的。但是他最后还是找到了他的另一个归宿，就是对书院、对湖湘文化的更深入的探寻。虽然看上去原创的东西少了，但实际上读他的散文能时时刻刻感受到他语言上的创造，和在内容上对个体生命及社会的认知。

记：您和肖春源师兄在海南时，江堤也去了，据说还在海滩上饮酒作诗，是有这么一段故事吗？

伍：那是91年，当时肖春源刚开始作生意，而我是处于人生最黯淡的时期，江堤来了就住在我那间小房里，我们两一块儿上小饭馆。当时我还有几百块钱，没地方藏就藏在冰箱里，估计小偷偷不到（笑），江堤要离开海口去三亚，我就拿出来给他做了路费。这在他的诗集里也有记载。在三亚他花不起钱住旅馆，就睡在海滩上，生活是相当窘迫的，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么潇洒浪漫。

　　江堤这人非常自立，几乎没要我们帮助过。后来他去世了，我最痛心的是我们明明有经济条件保证他的医疗条件更好，至少可以延长他的生命，却没有主动提供给他这些。当时我们基本上是属于君子之交，物质、金钱上的往来很少。而他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又非常自立自尊。他做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为了赚稿费养家，如果当时我们主动点，他就不用那么拼命了。所以我最大的内疚是当我能帮他的时候没有主动去帮。

记：当时江堤与出版界的很多人交往已经很密切，约稿也比较多，您觉得他做的那些事情主要是因为交情的成分还是生活的压力？

伍：肯定有生活的压力，当时他为了有更好的条件，在科教新村买了一套大房子。我们不能说诗人不能住大房，但这么大的房子对他的经济压力相当大，直到他去世贷款都还没还清。他过世后，他太太和我商量家中的情况，基本上把能收回的版税加在一起大概可以把贷款还清。我负责处理后事。主要是他的墓地，在河西这边选了一个比较大的墓地，你们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你们现在正处于生长期，而我是已经深深体会到我的生命在衰老、在死亡。所以江堤去世了，我不可能很轻松地去面对。
 
　　访谈结束时已经将近七点，暮色笼罩，恰逢寒潮来袭。暮色中冰冷的雨滴透过枝叶洒落到我们的身上。在印象吧门前的凉亭里，夜色和寒风给我们的话题更添了一份沉重。于是我们一行走进了温馨的松林斋，一起就餐。

到目前为止，所有预备关于江堤老师的采访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一位诗人的离去，不仅是文学界和所有爱文学的人的损失，更多的是留给朋友和亲人的哀痛。当往事成追忆，我们也只能说死者长已矣，活着的人更应该是死者生命的延续，用他的眼睛去看，用他的耳朵去听。在生者的世界里，或许他永远都不曾离去。谨以以上所有文字，祭奠已离去近四年的江堤老师。

伍继延：湖南大学北京校友会副会长、秘书长。现正发起、策划和组织全国的“湘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