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您也算江堤诗词、散文的“伯乐”，曾为还在大学读书的江堤、彭国梁老师等编著过丛书，能给我们大致说一下这些事情吗？

刘：也不是专门给他们编的，是一部《校园文艺丛书》，给那些热爱文学的大学生和刚从大学走出的青年作家发表作品。这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大概有四年左右，把当时活跃在文坛的青年人的作品都编进去了。其中很多作品是江堤和彭国梁帮着选编的，也把他们自己的作品选编进去。后来又专门出版过江堤的一部诗集，叫《海蓝蓝的年龄》。这部丛书出来以后影响还比较大，当时有一个中国文学最高的奖叫“金钥匙奖”，我们的还得了一等奖。

记：曾经听您对当年的新乡土诗派的主要诗人有过比较，您能具体谈谈彭国梁、陈惠芳、江堤各自的特色吗？您曾说“江堤是个不安分的音符，江堤太成熟了，他崇尚斗牛士，这使得他的诗具有一种内在的牛气”，这具体表现在哪里？又说他常感到生活压在身上的一大堆玩艺儿，这些玩艺儿具体指什么？

刘：在新乡土诗歌中，彭国梁更多地是表达他的情，江堤则更多地表达理，把那些哲理性的东西渗透到他的诗中间，而陈惠芳则更注重于事。现在反过来看，说“江堤有一种牛气”这种评价有点不恰当，当时这么写带有一定的调侃性。（众人笑）这些玩意儿就是压在他身上的痛苦。对生活对社会的很多思索构成他的痛苦和压力，他都摆脱不了。

记：您出版过江堤的第一部作品是哪部？最欣赏他哪些诗和散文？

刘：第一部作品就是前面说的他的诗集《海蓝蓝的年龄》。他有一篇散文叫《治肝记》，里面有很多是关于他对生命的感悟，写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生动。

记：江堤老师的文学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诗歌，后又改写散文，您是如何看待他的这一转变？两阶段作品的内容与精髓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除了诗歌散文外，江堤还尝试过其他题材的文章吗？

刘：我一直认为诗歌只适于与青春结伴而行。实际上人到三十几岁以后就开始慢慢成熟，激情慢慢退到一边，理性开始占了上风。这个时候再用诗歌这种形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就已经显得不那么恰当了。另一方面这也与江堤的一些经历有关，尤其是江堤进岳麓书院以后，接触的人和事都不同了，这个时候散文更容易表达他的感情。但二者的精神很多都是一脉相承的。他对生活的热爱，对友谊的真诚，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些东西写诗也好写散文也好，都从来没变过的。

他是写过很多类型的文章。后期写的书院文化的散文不仅仅是散文了，他已经变成了书院最权威的解说专家。对书院史的研究他在湖南可算是权威专家了。他还写了很多关于文物鉴定的文章，俨然已成为一位文物鉴定专家了。这也算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吧，把精力放到那些文物中间，书院成了他逃避现实的一个避风港。

记：王开林老师说过江堤是个小孩子性格的人，写完一部作品很急于知道对方的想法，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孩子气的？

刘：这种孩子气是很多诗人都有的，诗人要是没有孩子气是不可能写出诗来！他的这种小孩子气还不只表现在这里呢，他也想要得到别人的表扬和肯定啊，也会希望大家讲他的好话啊！（笑）他既有孩子的天真和美好，用童真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同时又有一种深沉的社会责任感，而这两者之间的深层矛盾，就是诗人痛苦的来源。

记：2003年的《芙蓉》杂志发表过江堤老师的《绝途》，这时已经离他去世不远了，好像这里面有一种预示，您当时听到江堤老师去世是怎样的一个情景？

刘：我是有预感的，江堤不会活得长久。江堤当时去世时，我是在机场，准备从乌鲁木齐飞往喀什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太太打电话来说，江堤去世了。我当时就觉得五雷轰顶，好像觉得自己生活中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被打碎了，后我在机场坐了起码一个小时。尔后我没有登机，立即从乌鲁木齐赶回来了。

每年的中秋节，我们都会想起江堤。现在他去世了，回想起他来，真的觉得江堤这个朋友可遇不可求。自从江堤去世以后我一直都在寻求，但一直都没人能替代。人生道路上能遇到这样一位朋友真的很难得。他这种真诚的品质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是非常可贵的。这样一位敢于担道义的朋友更是很难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