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翻阅民国时代《大公报》、《申报》上的评论，都是当时的一些大家如胡适、傅斯年、蒋廷黻、丁文江等学者写的政治、文化评论，条分缕析，娓娓到来，让人在感叹其说理的清晰同时为其文笔的雅致折服。从“图书馆的历史”走出来后，我就折转回现实，在《南方周末》等主流报刊上阅读时人写的评论，虽然也能看到道理说得清楚的文章，却总觉得这些时评“底蕴偏枯”，读来缺少余味。后来与《大公报》上的文章粗略地比较了一下，便发现今人文章不耐读的一个原因在于不够“博雅”。

古语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个“文”其实也可以当“文采”理解，文字优美、古雅，能够恰当而完美地把意思表达出来，不晦涩，不干枯，不矫情，不故意绕弯，不虚张声势，这正是民国那些文人、学者为文的一大特点。如《史记?苏秦列传》里有个故事就充分地表现了汉语表达之秀美：“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胡适就说过，要认真做人，老实为文。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意思是宁可做清浅的小溪，也别做污浊的泥塘。其实，我们翻读当时报刊上的文章，就会发觉，其时的文人学者是很具陈平原所谓的“人间情怀”的，总会从读者的理解力和文化水平出发，尽量把文章写的深入浅出，文字通畅、优美，内中包含的意味却并没有因为用了浅俗的表达就损耗了，字里行间的蕴藉之美、义理之厚仍旧让人回味。

现在的时评、文化随笔，读起来总让人觉得“美中不足”。要么像杯白开水一样乏味，缺少内容没有回味的余地；要么大量的使用西方的学术名词，句式欧化得诘屈骜牙，不知所云，让读者看了云里雾里；要么就是一副真理在手舍我其谁的架势，感觉作者根本不是在说理，却仿佛在张牙舞爪地与读者“格斗”，没有一种斯文的大家风范。

那么，汉语写作的这种博雅传统是如何断裂的呢？笔者认为个中原因莫过于几种。一百年前科举制的废除对“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无疑是个致命打击，很多知识分子丧失了以前的特权，流落到社会生活中，有一部分便飘洋过海负笈留学；科举制废除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儒家式的培养文人的经典教育慢慢淡出历史，四书五经等熏染读书人的典则被从教育体制中连根拔起，从此退出了读书人的日常生活。这对于文字能力的滋养当然影响甚远。自然，解放前那批读书人虽然接受新式教育，但旧学的底子还在，小时侯一般都入过私塾，耳濡目染之中自然博雅之风犹存，今天的读书人有几人了解自己的传统，尤其是书写的传统艺术？

其次，1950年代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对于博雅的汉语写作又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摧残，大量的综合性院校被裁剪成单一的技术性院校，文科被大量的压缩，而且建国后一直受到歧视，知识分子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哪里还顾得上表达的艺术？高校成了培养螺丝钉的流水线，根本就无从顾及学生的性灵与表达能力。重理轻文的“新传统”自然压制了人们对语言艺术的兴趣与探讨，长期的专制也要求语言表达的“口径一致”，于是报刊媒介大量生产标准化的“精神垃圾”，自由的根基被摧毁了，语言多样化的家园也就荡然无存。

再次，解放前的学者很多人是真正的学贯中西，并且对自身的文化传统是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热爱，虽然口头上喊打倒孔家店，其实骨子里还是迷恋传统的某些部分的，尤其是中国的文言文书写艺术。他们学习西方是在一种自觉的文化自主性基础上展开的，不像时人屈从西学的文化霸权，纷纷丢弃自身历史，趋之若骛惟恐落人之后，所以前人在表达的时候尽量是用一种中国性的方式，融会贯通而不失汉语写作的博雅遗风。

最后，旧时文人学者大抵没有忘却“敬惜字纸”的古人教诲，写作是认真而扎实的，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不会扮鬼吓人，现在的作者很多是急功近利的写作，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余暇的时代，强调的是写的速度与数量，而且不懂装懂，不怕读者弄懂就怕读者懂，其实肚子里没货，所以在行文的时候就装神弄鬼，以此遮掩自己贫乏的丑态，还有就是写作成为一种词语的“装置技术”，迅速地拼凑成文以应付媒体的需要，快餐式写作自然无暇顾及语言的精细和优雅，而只注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阅读效果，这种文章又成为很多读者阅读的材料，所以就流毒甚远，难以肃清了。

至于如何回归汉语写作的博雅传统，说老实话，笔者也不知道。或许近些年热闹的读经运动的积极意义可以从恢复汉语写作的博雅之风来理解？因以此文就教于大方之家。也许方法就隐匿在以上对于其失落的原由的爬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