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枫翠柏掩映下，蔡锷墓座落在岳麓山的半山腰，墓前方朝向整个长沙老城。黄兴墓也在岳麓山，朝向与蔡锷墓基本一致。黄、蔡二公去世之时相差不到十天（黄兴去世于1916年10月30日；蔡锷去世于1916年11月8日），噩耗一经传出，全国上下，深为悲痛。时孙中山先生于病中为二公写了挽联，并送了花圈。他在致蔡锷的挽联上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班都护指曾任“西域都护”的班超，马伏波指曾称为“伏波将军”的马援，两人均为东汉名将）。蔡锷的死，更让他早年在长沙时务学堂的老师梁启超痛心不已，梁给蔡的挽联是：“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蔡锷，原名艮寅。锷，是他早年随唐才常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的名字，取其“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义。这副愈挫愈勇的姿态，在这位湖南青年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抱着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伟大理想，改名后的蔡锷再次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成城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由于成绩突出，与同校的蒋百里、张孝准并称为“中国三杰”。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一文，阐述他的救国救民主张：若要改变中国国力孱弱的局面，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针对的就是当时中国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的具体情形，并以陶铸国魂来逐步实现军国民主义，“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在这篇文章中，蔡锷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盘托出，实施军国民主义，发展军队、抵御强敌、洗雪国耻乃最大也是最急迫的任务。在蔡锷看来，“军国民”的国策只有假手于雄才伟略的政治强人才能推行，这在他未曾公开的遗嘱中也有过交代：“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这就不能理解他在一开始为何对袁世凯寄托的厚望。

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很为蔡锷推重。当年蔡锷极力推举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并在贺电中称之为“闳才伟略，群望所归”，更在给中外报馆的电文表彰他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而在袁世凯的眼中，蔡锷虽不是他的嫡出将领，却也是个军事人才、可造精英。当初蔡锷远赴日本追随梁启超的时候，先在长沙借得两毛钱，后到汉口再借得六元，境况极其窘迫。正是袁世凯慷慨解囊，资助一千大洋，才使蔡锷得以成行。蔡锷曾坦陈，袁世凯对他“礼遇良厚”，他本人对袁也是“多感知爱”。

由于杰出的军事才能和与日俱高的声望，使蔡锷颇得袁世凯的器重。民国学者蔡东藩在《民国通俗演义》中曾将蔡锷和黄兴进行过对比：“黄少成而多败，蔡少败而多成，其优劣已可见一斑。即两人生平行谊，黄多缺憾，而蔡亦少疵。”在袁世凯这里，他曾这样评价蔡锷：“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乱世中难得知己，更何况“为知己者死”一直是中国有志之士终生追求的浪漫归宿。所以在袁世凯称帝之前，蔡锷对他一再感念在心，甚至在“二次革命”期间，袁世凯大刀阔斧削除异己势力的关头，蔡还略尽“绵薄之力”。

1913年2月，宋教仁被暗杀，成为民国初年著名的惨案。蔡锷闻之震惊，声与泪并，通电陈词，痛斥暗杀手段之卑劣。但作为军人，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以法律手段解决，尤其反对军人干政，南北离心。当战争迫在眉睫之时，蔡锷曾联名四川、贵州、广西都督通电全国，反对战争，坚决捍卫刚刚建立不久的民国。后又与浙江、四川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劝休兵。8月4日，虽经多方努力，战争仍不可避免地爆发后，全国各地狼烟四起，战火蔓延。蔡锷仍认为“讨袁”理由不充分，应该通过《临时约法》规定的程序，由参议院和国务院共同负责处理总统行为。他甚至还想过组织云、贵、川、桂四省联合驻军武汉，“劝令宁、赣罢兵”。虽然自己后来也被迫卷入内战，但蔡锷认为“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饮恨良多”，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不难看出，他之不愿意反袁，是因为将袁看作是实现军国民主义理想的最佳人选，同时也有对其“知爱”之恩的感念。

早在“二次革命”在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黄兴曾派密使至云南，约蔡锷一同举兵反袁。蔡不为所动，还劝其反袁理由不充分，不要轻易举兵。据杨思义《蔡锷轶事》回忆，蔡锷给黄兴密使的回复是：“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密使谭心休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蔡锷冷笑：“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蔡锷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不难看出，蔡锷此时虽不反袁，但他的底线是共和政体，倘若袁世凯一旦称帝，他的动向也就不言自明了。

当袁世凯一步步实施自己的称帝计划，企图以武力将整个民国变为他的一己之物，远在边陲的少数省还没有被北洋军队控制。蔡锷此时做了个惊人的决定，辞职到北京“调养”。据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回忆，蔡锷此时辞职，原因虽然复杂，但主要原因是不愿看到军人揽政、藩镇割据的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防止这种割据局面的形成；另外，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培养军事人才，以逐步实现军国民主义之理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袁世凯表面对蔡锷礼遇有加，给了他许多官衔，还几乎天天召见，磋商建国意见，暗地却派人监视，以防止他阻止自己称帝计划之实施。而此时的蔡锷好像很懂得袁世凯的用意，故作远离政治状，将精力放在正经界、清田赋等事情上，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主持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大本著作。

1915年，袁世凯强奸民意，先后打造“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还在民间组建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团体轮流劝进。此时的袁已经是纵一己之欲、一心想称帝的独夫国贼。所谓早年的“知爱”之恩、心目中实现军国民主义理想的最佳人选，随着袁世凯称帝之心的昭然若揭，蔡锷放弃了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9月，远在美国的黄兴致密函给蔡锷，希望他设法离开北京，举兵反袁。蔡锷也秘密回信，告诉了他关于在西南起兵的详细计划。

如此惺惺相惜、彼此推重的两位乱世英才，最终却为何兵戎相见？在蔡锷的意识深处，“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行动取向，应该是促成这一切的关键因素。

1915年12月，蔡锷辗转来到云南首府昆明。关于离开北京的经过，其曲折不下于成文的传奇，同时在社会上也流播为一段英雄美人的佳话。虽是儿女情长，但其动机毕竟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来到昆明后，就在宣布独立的前一天，他还“痛哭陈词”，给袁世凯一个“最后之忠告”，希望他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但袁的洪宪帝制正紧锣密鼓，怎么会顾及蔡锷的忠告？在恬然接受帝位后，袁世凯封官许愿，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并发行一套以他的头像和龙作图案的纪念金币和银币，准备于次年元旦正式登基。

12月25日，彻底失望的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联合唐继尧﹑李烈钧讨伐袁世凯的背叛共和，护国战争爆发。蔡锷及其护国军先后在中国西南、东南向北洋军发难，依靠人民支持和部队旺盛士气，适时变更部署，持重待机，重视瓦解敌军，并采用佯动、袭击、割裂等机动手段，逐步摧毁了南方的袁系势力。洪宪帝制的行径也使北洋集团分崩离析，列强撤回了对袁的支持。袁世凯众叛亲离，内外交困，他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企图缓和人心，挽救危局，继续把持权柄。此时的袁世凯在蔡锷眼中已是“国贼”和“共和叛徒”，他在给唐继尧的电文中指控袁“狡猾无耻，实堪痛恨”。蔡锷的反袁，是“为时势和良心所迫”，就再也顾不得当年的“知爱”之恩，以至于 “早有必死之心，愿大家同归于尽”，抱定必死的决心，与之拼命。关于此次起兵的缘由，蔡锷更是在向云南官兵致辞中表明：“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随着袁世凯的暴死，护国战争随之结束，蔡锷被新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他患有喉疾，身体状况一直不佳。9月，蔡锷东渡日本治病，或许是天妒英才，这位年仅三十四岁的军事将领沉疴不起，于当年11月8日与世长辞。

从怀抱“知爱”之恩到最后兵戎相见，蔡锷与袁世凯的根本区别在于，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使国家逐步走向共和，完成共和。自早年进长沙时务学堂受教以来，其目光之高远，已不是传统军人可比，他不愿意做割据一方的土军阀，因此以身作则，主动放弃云南兵权，如此空前的举动，体现了他在近代军事史上的独特气质。而他为四万万国民所争，乃是建立在自尊、自立、自强基础上的人格，这些都是袁世凯所认识不到的。正因如此，才使两人虽同处同一时代，从惺惺相惜彼此推重，到最后分道扬镳、兵戎相见；也正因如此，袁世凯被时人和后世唾弃，而蔡锷的光辉人格足可烛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