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与中国近代命运的是是非非，近百余年来一直论争不休、褒贬不一。其实，在争论之前，我们可能就犯了一个重要错误，那就是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儒家，什么是中国文化。“儒家”是指一种追求中的、理想层面上的哲学。而其在现实中所形成的、与其理想确有相当差距的文化形态，也被称之为儒家。既然两者之间存在差距，那我们的称呼必然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凡属于自然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在天性已经败坏的人的身上去寻找，而应当在行事合乎自然的身上去寻代。”我们可以设想，假如儒家的“天性”在现实中已经被败坏，那么我们再以此评判儒家，势必错上加错。也许你要反驳：为什么你就能预设儒家已经败坏？这正是我要回答的问题。

“文化”，主要是指人类精神层面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必然涉及赖以达成此精神生活的社会的习俗、政体、法律等物质层面。“中国文化”，也必然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说不仅有道家、佛家、墨家、兵家、法家等学说，还要有一般意义上、习俗意义上的、可能没有学派的思想，而且必须高度重视传统社会政体与法律对于文化、对于个人、乃至对于学术的影响。

其中有一种思想，暂名之曰：“功利主义”。个人认为，不对“功利主义”作一个彻底的廓清，儒家及中国文化的研究便绝不足以成立。或许，功利主义与中国先人重视实用有某些表象联系，但功利主义要超远远超出一般的实用，根本在于它从根本上无视正义法则。它所关心的只有两个部分：一是“功”，即作了什么事情，实际上是名义上做了什么事；一是“利”，那就是实际上得到了什么好处。

功利主义的源头，究竟来自于哪里？余英时先生曾提出：“两千年来，韩非对于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影响，远超出一般的常识了解之上。”其实何止政治生活，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生活方式对于人、对于文化的影响必然是极其深刻的。秦帝国以降的两千年来，儒家所倡的一系列政治理想如井田、封建、学校等都没有实现，而法家所确立的如废井田、郡县制、君主权集专制、严刑峻法却载满史册。假使你非要说，在一个法家所设计的政治生活方式中，走出来的都是儒家的信徒，他们信仰儒家的文化，这样的结论恐怕连你自己都不会相信。

法家是不遮不掩的功利主义者。它服从于现实中败坏的人性，一面是“重赏”、一面是“重罚”，要之就是“功利”二字。而儒家确信奉仁义，孔子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于浮云”，孟子“言仁义，道性善”，“三尺之童，羞道桓、文之事”，表现了对功利主义的鲜明反对。前有韩非视儒为“五蠹”，后有始皇帝“焚书坑儒”，很是然，在儒法之间，不是你顺从，就是我屈服。秦汉以来，一切为自己囤积功利，防止一切人夺取自己功利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形成了。它强烈地表现在“法”、“术”、“势”的结合，亦即以国家暴力作前提，挟之以“阴谋”和“权力”来达到功利。于是，一个困绕我们的难题产生了，那就是在中国为何功利最终战胜了仁义？

在一百年前，谭嗣同就曾做过一个重要论断：“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这一论断虽然过激，但不能不说很深刻。它指出了“秦政”（法家）对于儒家的解构，正是这种解构，使之出现了一种“新儒家”，这种新儒家看似儒家，其实是功利主义立场。那么，功利主义究竟是如何改造它的对立面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