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造儒家的圣人观。众所周知，儒家最遥远的圣人是三皇五帝，是最高的道德模范。殊不知，法家的圣人与儒家无异，只是解读不同。在法家所装扮出来的那些构巢、钻燧、决渎的圣人，都不是道德模范，而是建立功业的“救世主”，这些救世主正是功利主义的最高化身。韩非又进一步用一种“进化论”的历史观，把儒家的“仁义”打进了“三皇五帝”的上古囚牢，认为当世仅是“气力之争”，只有功、利才是可以追求的终极目的。

二、人性善恶问题。儒家与功利主义最根本区别在此，它决定了两派对于礼法（社会秩序）的态度。儒家中有一个奇怪的人——荀子，以人性恶为基础，将法、礼结合起来，认为“重法爱民而霸”，以为功利主义能够平衡人类本性的恶的“欲”，虽口头上尊先王，实际上已经向着后王的“霸”妥协了。我们后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将荀子视为儒家，但其最多不过是谭嗣同所说的“乡愿”，为什么说荀子是“乡愿”？因为荀子未能坚守住人性善的信条，为功利主义大开门户。这是谭嗣同的深度，也是我们的悲哀。

三、用抽象的“公”来掩盖其功利追求。天下为公，是儒家的追求的终极理想。很怪异的是，《韩非子》一书中恰恰是以“公”来批评孔子的。其实，稍作思考，就会明白。在秦政集权传统之下的古代社会，所谓的“公”，只能公之于权力、公之于皇帝。在这种抽象的“公”的面前，中国大多数人获得了一种平等，也是事实上的在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平等，可是那公出去的巨大的“利”总要找到它的载体，那就是代表权力的皇帝与官僚。于是，官、民对立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结构特征，这两极围绕着利而彼此斗争，也包括其内部去斗争。秦政之“公”，是用一次次“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以鲜血染成的。

四、用天命观来为其功利追求作遮掩。孔子是天命的信奉者，孟子也一样。只是儒家的天命是以身殉道的勇气，而秦政之下的天命则否然。在这个体制下，每一个争利者，为防止他人与之争利，权力暴力是不足的，阴谋之中“天命”是最好的手段，或许是抛弃道德法则之后唯一令人有所信服的手段，一切谶纬、造神运动皆属此类。

五、强调下对上单向的义务。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奇怪的是法家也讲，而且讲得更加严刻。严刻到将原来的双向伦理变为单向伦理，那就是所谓的“三纲”，比如，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的绝对服从——何以总是强调下对上的单向义务呢？因为，权力总是在上面的，只有权力运转，使功利主义才得以成立。

同时，仅仅解构儒家是不够的，功利主义还在寻找它的哲学高度——取法解构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一切的目的，在于打碎法则，打碎一切“共同”的法则。“共同”这个词很重要，中国秦代以后的法律条文之繁复世界少有，然而真正的、起着关键作用的却是权力，是掌握权力的个人，它使法律条文只为少数人“服务”。看似最规则，实际最不规则，这正是中国秦以后政治生活的真实面貌。

可以看出，儒家一切重要的命题，统统被法家的功利主义解构了——以董仲舒为代表，一个新形态的儒家出现在历史的舞台。整个秦汉晋唐，连儒家自己对自己的理论、使命也模糊不清。但终究当时去古未远，功利之习未深，我们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之下也曾风光一时。其后，功利已渗透到我们的骨髓之中，我们也开始衰落，其间虽有诸如凤毛麟角的大师大声疾呼过，然而他们的声音，最终都被淹没在功利主义的叫嚣之中去了……今天，要复兴儒学，复兴中国文化，就不能不将其中的功利主义驱除掉，原来儒学的本来面目，否则就只能如王安石的努力一样南辕北辙，使后人复哀后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