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流击水
——著名教育家周调阳的治学往事
方兴和

峥嵘岁月

1921年，北平。

这座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已是百孔千疮。腐败的清政府，签署的丧权辱国的条例已让国人感到剜骨的疼痛。虽然辛亥革命把皇帝赶出国门，还有国民政府的成立，可依然没有让国人看到未来中国的希望。

早在1919年就有人喊出“民主”、“救亡”的口号，到1921年，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已接近尾声。但北平的街上，时而响起枪声，还有学生被逮捕的信息传来。中国应往何处去，已成为国人的生死抉择。当时的教育界，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温和派”提出文化改良，“激进派”则力挺武装革命。

北平萧条的街上，一些刚毕业的学生，唱着《毕业歌》“背负起祖国的希望”投入革命，一些人却守着文化改良的阵地。这一年，一个早过了求学年龄的学子，提着一个藤箱，进入了北平的师范大学。他中等个子，穿着一件竖领的学生装，梳着五五开的中分头，前额宽阔，一双眼睛透出聪慧的光泽。他叫周调阳，这年38岁，湖南武冈州沈行钦团(今大甸乡)人。

周调阳一踏入师范大学，就开始接触进步的思想。但在大学里，因存在两大派——是要革命还是要教育，一直在困惑求学学子们，也困惑着刚入学的周调阳。他班上一个女同学，名叫刘幺妹，湖南老乡，常德人，就与周调阳争得面红脖子粗。刘幺妹坚持要革命，说：“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让我觉醒，不革命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命运的，只有行动起来，拿起枪杆子，与他们斗争到底，中国才有希望。”

这个问题，周调阳曾苦苦思索过，他对刘幺妹说：“就是因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我们的教育才更显得尤为重要。帝国列强，早已进入工业时代，造出了飞机、大炮、火车，而中国，依然停留在封建与半封建的状态，他们不讲科学，只讲鬼神，讲天意，把精神寄托在毫无生命的庙堂、神龛上。如果中国人不讲科学，不直起直追别国的先进工业、农业、军事，才是中国最可怕的事，才是中国最没希望的事。所以说，教育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任务。”

刘幺妹反驳：“你说得不无道理，但中国教育是个长期的事情，而目前中国，面对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假如一个饿死的人，还要琢磨怎样去种田吗？”

“不种田那要做什么，难道去抢吗？”周调阳说，“去抢难道说就是革命？”

刘幺妹理直气壮地说：“对，就是去抢。去把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抢回来，别让那些软弱无能的、没有骨气的人来做我们的父母官，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来压榨我们。”

周调阳说：“刘幺妹同学，你好好分析分析，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失败的原因不仅仅是革命队伍的多寡，失败的原因应归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想一想，我们的文化也曾经创造了辉煌，可是，中国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此，改良中国文化，已成了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做好文化教育这一块，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任务。”

女同学刘幺妹，一副革命打扮，留着短发，穿着新潮的学生上衣和短裙，一张稚气未脱的脸上写着刚毅。她见说服不了周调阳，委屈地哭了。周调阳看到刘幺妹的眼泪，语气温和地叫着她的小名：“幺妹，不要哭，严格地说，你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我们只是对中国前途命运的一种担忧，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共同目标即强大中国，但我们的认识思想有两种，而这两种思想，为的是一个目的。激进的革命也好，温和的文化改良也好，都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

刘幺妹坚持革命是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首要行动。她不想再与周调阳争执，哭着走了，走得很坚定，周调阳看到这个老乡同学的离去，本能地感觉不平静的北平也许会再起波澜，而后来发生的事，证实了周调阳的猜测。

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生活的中国人，总是觉得政治生活压抑。北平的街上才平静了几天，很快就会响起枪声，还有各大学的学生集会，还有各大学的学生去伪政府门前请愿，坚决要求把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中国。

这一天，政府门前静坐了各高校请愿的学生，要求政府拿出骨气，不做傀儡政府，不做伪政府，不做亡国奴。静坐请愿的学生与政府发生冲突，很多学生被打伤，也有一些学生被抓走。其中就有刘幺妹。要革命的刘幺妹怎么会温和地去请愿呢？恐怕是受了周调阳的影响？当周调阳得知刘幺妹被抓后，心急如焚，与同学商量，如何与政府对话，把刘幺妹救出来。

北平高校整体混乱，一些未毕业的学生，对伪政府很失望，偷偷离开学校。他们听说在上海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去寻找革命的真理。

几乎是北平所有的大学学生都上街游行，抗议政府抓捕无辜的学生。各大媒体也对政府表示抗议。政府迫于各界的压力，把学生放了出来。刘幺妹也被放了出来。可还有一些学生在政府内被暴力打死。周调阳想不通，学生手无寸铁请愿，只是建议政府不做傀儡政府，只要政府进步，可惨遭杀害。鲁迅曾说，静坐请愿在各国是常有的事，总不至于要命，可在中国是个例外。周调阳听了这话，又陷入对中国文化深深的思考。

由于是大龄青年，大龄学生，在同学们中，周调阳显得更加成熟与老练，思考问题往往有独到的一面，他分析清末中国衰败的原因，但他依然坚信要想唤起中国人的觉醒，只有提高文化素养。而要提高文化素养，出路在于教育，特别是推广平民教育。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多数人的肯定与支持，很快，周调阳加入平民教育社，被众人推举为《平民教育》周刊第四任主编。担任这个主编，周调阳就有了一个宣传文化教育改良的阵地，由于接触了更多的思想激进的学者，他的思想像插上了翅膀。

在《平民教育》周刊上，他发表和刊登很多关于教育改良的文章，有些言词触及了政府现行制度，立刻引起保守政府的关注。他这天在北平的王府井街头，看到一个书局，就进去看一看周刊的销售情况，可是没有看到一本周刊。周调阳很是兴奋，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教育，可是掌柜的告诉他：“周刊被人收走了。”周调阳问：“是什么人收走的？为什么？”掌柜的说：“不知道是什么人，上来看到周刊就收走了。估计是政府派来的人。”周调阳这才感到，自己办的一份教育刊物，也是在革命。

周调阳这天晚上回到学校，校长的办公室前有很多学生围观。周调阳感觉是针对周刊的事，就立刻绕开，躲在办公室的另一侧的黑暗处，倾听里面在说些什么。一人说：“这是学术性的刊物，纯碎是为了学术研究，请政府不要干涉。”然后，办公室里就争吵起来。周调阳怕他们横蛮无理抓人，就迅速地离开办公室。第二天，有同学警告他说：“今后小心为好。”

夜苍苍，路漫漫。1923年，主编《平民教育》三年的周调阳大学毕业，即将走向社会，等待他的是更加艰辛的求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