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解释，显得更加大气和宏阔。从“藏之名山”开解，话说民国晚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书院山长在深山老林，闭门造才，劝勉学生“窗外事毫不相干”，一味努力格物致知，苦练内功。看似迂腐的行为实则蕴含太多的苦心和辛酸。多少年后，在湖南尤其是岳麓书院培养出一大批中国的脊梁，屡次在这个国家危难之际，挽大厦于将倾后，才开始读懂，原来“藏”是为了“不藏”，暂时“不闻窗外事”，是为了“更好地改造窗外事”。从这副对联，显示出书院卓异的教育观。细心考量和研究，会发现那时的书院管理者，其构成是一道奇特的景观，他们都是从国家和社会的风口浪尖退下的行业顶尖人物，做了山长后，把一腔的热血和洞见，灌注到这片深山老林，犀利的思想锋芒，和中南数省选拔出来的、心智尚未发育完全的幼小心灵对接。把自己数十年对社会的观察，对民族将向何处去的理解，悄然地流注到这些冰冷的石头中，流淌到这些火热而稚嫩的心灵里。这是一种跨时代的启蒙，是一种非常规的沟通。试想，换一种方式，如果是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可能望子成龙、急于求成而流之于暂时功效；如果是政府官员对学生的教育，可能追求升学率，盲目攀比，造就又一批统治者的顺民；在这里，这座偏远的山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教育革命在进行、在试验。这座静静的庭院所推行的教育，有些异样，有些不动声色，却又太注重细节和习惯的培养和习得；这里的教育者，有些特殊，他们对中华民族有着清醒的期望，对未来有着深远的洞彻；他们把握到这个民族相当长时期内无力的原由。因为，他们恢弘地失落过，他们在权力和战争的角逐中失败了，他们自己因为年龄和身份已经不再可能亲身再造这个古老的国家，所以他们来到了深山老林，带着熔岩一样的热情，和一批资质和秉赋非同寻常的少年朝夕相处。试图，将自己未酬的志向，变相地在下一代身上实现。改造全国的所有人范围太大，牵涉面太广，有一种办法很好，通过这个半官方的民间教育机构，通过深入追溯到少年的教育阶段，培养一批社会精英来实现“未完成的任务”。所以，罗典来了，梁启超来了，宾步程来了， ——无数的社会精英把自己的角色，自觉转变为一名无权无势的教育家。这批理想主义者，为自己未展开的抱负，退隐山林。他们把期望寄托在几个少年身上，这是何等的悲壮和大舍。也许正是他们在仕途上的无所求，造就了彻底教育观的贯彻；也许正是他们在阅尽千帆之后，选择了一言不发。他们明白在一个民族的最低谷，教育的首要目的不是造就了一批纯粹的专门人才，而是培养一种大无畏似的人物，唤醒国人。在这一视角下，我们从新审视曾文正与毛泽东貌合神离的治军纪律。会发现这不是巧合，是继承，是湘水一贯的余波；重新思考陈天华和谭嗣同的前仆后继，会发现这不是偶然，是一个大教育观的宿命。他们的狞厉和卓异的行动，成为近代晚清一批卓绝教育者良苦用心的空谷回响。

值得庆幸的是，在岳麓，在南岳的尾巴上，历史不曾远去，这片土地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中国近300年的重大事件，很少没有打下这座书院的烙印。世间值得崇拜的只有二种人。一种是英雄，一种是圣人。圣人从小节出，英雄从时事出。细微的观察这个地方，我们发现英雄和圣人其实都是从小事做起。这也许是湖湘文化和岳麓书院应该重新挖掘和提倡的精髓。

谁说历史已经流逝，它可能就存在于某一碑刻，书院墙中的冷冷的石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