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某个角度而言，孔子的精神在许多方面与现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首先，孔子和中国几千年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个不想当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从孔子开始的儒家知识分子，却不是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目的，而是修齐治平的目的，读书仅仅是把知识被当成了工具和手段，不是为了真理而真理。中国的大多数有文化的人都像孔子一样，希望将自己的知识货与帝王家。而我们知道，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等大批哲人，都是终其一生进行知识的研究，有的穴居在山洞里，有的一天到晚找人辩论，寻找真理，还有一位甚至对前来的亚历山大帝说：走开，不要挡住了我的阳光。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千方百计想挤到皇帝的身边借点阳光雨露的那种类型。

当然，中国由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市场不发达，市场交易不活跃，各种行业很难发展起来，更没有出版业，知识分子不能靠把知识货与公众而得到报酬，只能货与帝王家才能卖个好价钱。知识分子的出路，要么当官，要么当老师，否则的话知识分子恐怕在生存上都有困难。

　　其次，我认为孔子是一个缺乏公共观念的公共知识分子。

所谓公共观念指的是共享公共平台的观念，而不是一人独白甚至是独占这个公共平台。公共平台意味着每个人可以平等的发言和平等交流。孔子无疑是心怀天下的人。然而心怀天下与公共意识不一样，他自己与弟子之间本应可以构成一个“公共空间”。然而，根据《论语》的记载看，他并没有去和学生共创这样一个公共交流平台。一部《论语》，基本上是孔子的独白，都是孔子的哲理，学生没有和老师之间对等的论辩，只有学生问，老师告诉你答案。一旦认为学生不合自己的观念，就会加以训导，类似宰予昼寝，孔子马上就会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的话出来。

孔子很有思想，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但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在于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公共知识分子，缺乏一种公共生活的精神，在于他没有与弟子平等对话的精神，只有传道授业，而无真正意义上的辩论。不是尽可能地让学生自己去追寻真理，通过辩论让道理自由地呈现，这是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最大的不同。孔子传“周礼”，后世的老师传孔孟之道，都是把学生当成一个被动的可以进行灌输的对象、客体，不是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不是充分尊重他们独立人格的养成。这也是今天中国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如果《荀子》中的记载是确有其事，那么孔子诛少正卯一事也可以看成是他缺乏公共精神的表现。《荀子•宥坐》中有记载，孔子当鲁摄相时，诛鲁国闻人少正卯。孔子列了五个罪名，“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如果只是因为搞了什么结社（聚徒成群）发表公共言论的行为就要“诛”之，说明孔子太没有公共观念了。当然后世朱熹等人对此有异议，认为不是孔子干的，也有人认为“诛”不是杀，只是讨伐（口诛笔伐）。但说明孔子缺乏公共精神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是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孔子，对那个时代的孔子是有点苛求了。孔子之后儒家知识分子里面干这样事情的人就更多了。所谓“文人相轻”的情况多的是，而且是借助权力来“轻”别人，这更与公共精神相去甚远了。

注:（该文是作者于3月7日参加由湖大印象文学社组织的“以文会友”活动上的发言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