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听莫扎特的乐曲。他的歌剧美轮美奂，钢琴协奏曲前无古人。他的风格诚挚细腻，优雅流畅，明朗乐观，充满了阳光和青春的活力，具有纯朴、稚趣、毫无造作的自然之美，几乎每一部都是超凡脱俗的经典之作。没有一个作曲家的音乐比他的更近于“天籁”了。莫扎特以他朴素天真的语调和温婉蕴藉的风格，所歌颂的和平、友爱、幸福的境界，正是全人类自始至终向往的最高目标。

听他的作品，那满而不溢的优美的情感融化在一片和谐当中，对于他坎坷的命运我们却得不到一点儿消息，他的天性是趋于美好的，永远平静的心灵高峰照临在他的伤痛之上。他是那样的高贵，隐秘！似乎不知什么是惶惑、怀疑、暴力。莫扎特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其乐章却华美流畅，如天际朝霞，花溪春水，浑不知人间有忧愁。他曾经说过：“我的舌头已经尝到了死的滋味，但我的音乐还是乐观的。”最后，这位稀世之才在维也纳的贫民窟里离开了让他多灾多难的人世。这位伟大而优雅的音乐大师竟被埋葬在穷人的无名公墓，没有亲人为他送葬。他的墓地于隐蔽于荒草，雨露冲洗，令后世欲祭无处。他未完成《安魂曲》而赍恨而去，但后世的景仰和赞慕足以安慰他的灵魂了。

他使他的艺术保持着笑容可掬和清明平静的面貌，决不让人生的考验印上一个烙印，决不让眼泪把它沾湿。他从来没像一个悲壮的英雄会叫道：“我觉得我的斗争多么猛烈！”艺术本是生命的陶醉，求生存的意志在这里被激昂和彰显，不应该为衰落服务。

本来艺术是用来安慰的，而非用于复仇。有人却把他的艺术当做愤怒的武器用来憎恨。

许多嫉恨的天才都以悲剧的人格向世人奉出一片血泪，或纠缠着人世的困苦与劫难，或宁愿葬身于流俗与恶浊，来控诉世事的偏颇与鄙俗。这个世界或许需要憎恨，它往往因为缺乏愤怒而允许邪恶继续猖狂。我们长恨什么呢？为什么正义总难以战胜邪恶？为什么命运总如此困厄多舛？这一切让我们忍不住要大声疾呼。

另一位早夭的天才李贺仕途蹭蹬，贫病交加。其诗歌多写仙踪鬼影，坟茔血玉；风格幽冷豁刻，阴森爽肃，瑰诡凄冷，孤寂如鹜，幽恨如绵，寄托了他深深的怨怒和绝望。他为此宁愿悲愤伤感，宁愿陷于此深渊而不愿自拔。杜牧说这位“笔补造化”的天才“梗莽邱陇，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或许这位想落天外的天才死后能住进月圃，但什么也不能安慰他苦闷的亡灵。

一个反抗、愤怒、憎恨的天才固然值得敬佩，一个隐忍、宽恕、遗忘的天才更值得敬慕。

如果你因命运的不公和多舛而气馁和怨怼，整日经受着颓丧和怨恨的煎熬，那你就正好中了命运的圈套。 　

人世间有许多刚强不可凌的勇士，受创愈重，流血愈多，他愈刻意掩藏怆痛，也只许你看他的微笑。命运，你要给我砂砾吗？好，我就报之以珍珠。命运陷我于窑火吗？我就偏偏生出火中莲花。

艺术理论上有人颇以为作品因个人的境遇而有悲喜，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莫里哀一生穷愁潦倒，最后死在舞台上，却是喜剧圣手。

中国的文人似乎稍微幸运，受儒家和道家思想影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始终建立在对人生的明彻慧悟的达观上，使人能够带上宽容和嘲讽度其一生，逃开功名的诱惑和理想毁灭的悲剧感。这种达观也使其产生自由的意识、淡泊的喜好，还有他的傲骨和淡然的态度。“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比如心胸开阔的苏轼，可以放弃了“非如何不可”的悲剧感，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伤得了他。他总能在既有的境况中获得满足，总能保持生机的充盈，知道怎样在大不如意的人间保护自己。 　

和这个世界冲突太久了，就知道这个世界难以尽善尽美，往往高尚与鄙陋同在，希望与绝望并存，温存与暴戾兼有。我们是台上悲剧的英雄，纵然台下的观众都浑浑噩噩，不分青红皂白，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表演。我内心真正向往的是这种反抗缺憾的英雄情怀和对悲剧领悟后的承担和包容。这是英雄的伤感和宽容，是恪尽人力后的屈服。这屈服中包含着不可折辱的尊严和对宇宙人世的深刻原谅。

精神藉创伤生长，人性藉创伤茂盛。但愿人生的苦难不再成为对自我的要挟，而是生命之舞必须超越的过程。

兴衰机遇常常难以逆料，也许人就像芦苇般柔弱，难以抗拒命运的袭来，但他是一棵能思想的宁折不弯的芦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