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离开长沙时，我还无法确定：呆在上海，我的“长沙念想”会是什么？有天晚上，肚子实在饿了起来，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要是有碗粉呷该极好”，我才晓得，呵呵，原来我的长沙念想就是一碗长沙米粉。于是，开始狂找。后来倒是真找到了几家招牌就是“长沙米粉”的店，可惜实在冒得长沙味道。以至于我老是盘算着如何把杨裕兴或是无名粉店引进上海就好。

仔细算来，我做过11年的长沙人。不过要论和长沙的缘分，还得从20年前算起。彼时，我刚刚参加完高考，在家里左等右等高考通知不来，最后我狠狠地下了决心去长沙看榜。从火车站出来看到宽阔的五一路，奇了怪了，初来乍到我居然毫无陌生感，仿佛许多年前自己就曾经来过一样，自自然然上了公共汽车，很容易就找到了当年湖南考生心中的“圣地”——麓山脚下的枫林宾馆。

也许注定和长沙有缘，大学毕业我一路过关斩将，最后踏进了湖南电视台的大门，终于成为长沙人。11年的湖南电视人生涯叫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长沙人的性格——什么叫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人们大约只看见湖南的电视好不热闹，湖南电视人的拼命三郎劲儿恐怕不是人人能想象得出来的。还记得每每至深夜，机房里人进人出，明亮如白昼的样子，还记得每个节目组为了收视率，一个个拼死拼活的样子。如今，湖南电视已经成为外地人眼中长沙的一道特产，和臭豆腐媲美。一向以为自己做惯了《新青年》、《岳麓书院千年论坛》之类的严肃节目，一定不知娱乐为何物，后来独闯上海滩，人们居然从唯众家族的节目里嚼出了娱乐的调调，从《波士堂》《上班这点事》《谁来一起午餐》到《大声说》，想想也是，虽然骨子里还是严肃的核儿，有点酸，不过糖葫芦外面的糖还真是甜。原来有些东西已经成为了你的DNA，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在上海呆了五年，会说的上海方言，五个指头也数不全，可是要是碰到了长沙人或是听见有人说长沙话，我就忍不住和他（她）讲长沙话。想想当时学长沙话的动机还挺可乐的，带我的师傅韩导说，长沙人厉害得很，不会说长沙话是会吃亏的。于是，除了学编辑手艺，我还跟着这个正宗的北京人学上了地道的长沙腔。只是一直不敢在人前学舌，怕人笑话。有回在公共汽车上因为看不惯人家不给老人让座，就和人争执起来，长沙女人着实厉害，骂人的话一串一串，而且语调还动听得很。情急之中我操着长沙话一一回敬。痛痛快快的骂完之后，我发现我从此能说一口流利的长沙话了。自此我终于信了那句话，要学语言，先从骂人的话学起，一定进步神速。哈，到现在为止，长沙话仍是我说得最好的方言。

每回从上海回到长沙，最饥饿的第一数胃。狐朋狗友早已经瞄好了最近最火的店，一顿狂点之后，被辣椒簇拥着的左一盘右一盘，就次第端了上来。这可害苦了我这不吃辣椒的湖南人，无数次被大家鄙视不说，又实在贪吃，于是乎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吃相不敢恭维。虽然次次如此，可我最爱的还是湘菜。常常在吃喝之后，和三五朋友的聚首畅聊便填补了我的精神饥渴。我想，将来若是干不动了或是不想干了，退休之后一定回长沙。

每回回长沙，必定要吃粉。在上海的湘菜馆里，有时我也会求老板给我做一碗米粉解解馋。这当然只是权宜之计。最开心的是一下飞机家也不回，就直接奔了小巷里的无名粉店，一碗肉丝粉，一碗腰肝粉，一碗酸辣粉，一碗牛肉粉，通通归了两个小女子，直看得端粉的小妹眼睛发直。还记得有年过年，喝茶到很晚了，大兵说“走，请大家呷粉去（ke）”，到了太平街口的粉店才发现，店里店外，楼梯坡上，或坐或蹲，全是端着大碗吃粉的人。大兵见一队人马在排队，仗着自己是明星，他准备加塞儿插队，谁知胖胖的老板娘硬是不理他，我们只好眼巴巴的等了28个号子才轮到端碗。

长沙就是这么一座烟火气重又生动讨喜的城市。

爱长沙，尤其当你和它保持一定距离的时候，更加。

杨晖，湖南卫视原《新青年》制片人，北师大传媒学博士，上海唯众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