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考的性质是什么？查阅历年来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和近几年的《全国新课标高考考试大纲》，高考的性质是确定无疑且一以贯之的，那就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是由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

中小学教育属于基础教育，这是毋庸置疑。所谓“基础”，按照原教育部总督学柳斌的说法，它应该包含三层意义：一是基础教育要为提高国民素质打下良好的基础；二是基础教育要为每个人的终身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三是基础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

那么，基础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研究不够，宣传也不全面。反映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是常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按照我的理解，基础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应该是：基础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的教育；是教给学生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化科学知识，培养他们的劳动能力，把消费社会物质财富的人口变成同时也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手的教育；是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并有机会提高自己的智力层次的教育。

基础教育对人的素质的培养具有不定向、非专门、重潜力的特点。因此，基础教育为高等院校输送优质生源仅仅是其教育目标众多选项中的一个小项罢了。

(二)

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复兴，科技是关键，劳动者素质是保障，教育是基础，而基础教育更是基础中的基础。

可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基础教育的实质性重视程度不够，对基础教育的性质和任务认识模糊，对基础教育的定位不明确，造成了我们的基础教育越来越失去自我，最终惨遭高考绑架和阉割。虽然，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中小学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已开始深入人心，人们的观念和对教育的认识发生了一些转变，基础教育的面貌有了一点变化，但基础教育的地位依然是原地踏步，她依然是高等教育的奴仆，依然是高等院校的预科教育。

首先，各级政府部门对基础教育的重视远远不如高等教育给高考绑架和阉割基础教育提供了依据。

在政策的制订和落实上，国家关于高等教育的政策制订往往慎重、具体而迅疾，政策一旦出台大多能全面及时地得到落实。比如，“扩大办学规模”一声令下，规模宏大的综合性高校几年之间就如雨后春笋般遍布神州大地；“大学收费制度”一宣布，高收费就畅通无阻。可是，有关基础教育的政策，无论是来自中央的还是地方制订的都让人觉得笼统而迟缓，在会议上传达之后往往被束之高阁，口惠而实不至，只有在年终总结的时候才被各地方政府拿出来稍加修饰润色以粉饰政绩。

在办学经费的投入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基础教育投入与高等教育投入严重失衡，我国在高等教育阶段投资的比重太大太重。据统计，“九五”期间，我国培养1名大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培养6名中学生、66.5名小学生的费用，即比例为1：6：66.5（发达国家的比例约为1：1.7：4）。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资料“九五”教育经费及相关指标统计数据》，我国义务教育应由国家承担的教育费用占不到35%（世界发达国家约为50%）。这种差距，近几年来虽有所缩小，但局面仍不能完全让人满意。

在对高考和会考的重视上，作为检测基础教育质量的初中毕业会考和高中毕业会考在各地政府部门心中的重要性，跟作为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的高考相比，更是显得相形见绌。高考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第一国考，面对高考，全国各地各政府部门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步调一致，齐刷刷、浩荡荡聚集各考区、各考点，不管你懂教育不懂教育，也不管你跟教育沾边没跟教育沾边。而会考则由原来的省考降格为市考或县考（有些地方干脆取消），各政府部门不管跟教育沾边的还是跟教育不沾边的，都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补助就来签到，没补助就干脆不参与。

在教育评价上，各地的评价方案无庸置疑是符合素质教育理念的，但评价出来的结果却往往是符合应试教育理念的——以“高考指挥棒”为中心，看你作为高等院校的预科教育和又预科教育，到底做出了多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