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十八岁那年，第一次坐上了火车，绿皮的正逐渐被淘汰的那种低等列车。

在靠近车门的角落里，她蜷缩在自己的行李包上，小心翼翼地揣着积年累月的梦想。尽管困顿，却无法入睡。

她的梦想在她温柔的怀抱里，宛如古老的精灵扑着洁白的羽翼，正欢快的跳着舞，那“哐当哐当”的车厢链接处的碰撞声以及车轮驶过铁轨的摩擦声恰似一曲节奏感强烈的乐章，为它伴奏，并且潮水般覆盖住了四周的拥挤和脏乱。

一颗激昂的心被这潮水推动着，渐渐漂向岁月深处，那些泛着时间光泽的影像在她周围浮动着，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她看见自己坐在年轻的父亲的膝头，四五岁的模样，翘着两根枯黄瘦小的羊角辫。

父亲正和她讲当年去外面搞副业时坐火车被人骗走手提包的事，他讲得津津有味，脸部轮廓分明锐利，眉宇俊朗。她听得聚精会神，光洁的额头挨在他有些扎人的青色胡茬上。

那是第一次，她听到关于火车的故事。她好奇地问，火车是什么样子的？

绿色的，长长的，有好多节车厢，里面可以坐好多人。等你长大了就知道啦。

她还是无法想象它具体的样子，心里挤满了憧憬，她开始渴望长大，长大了她也要坐着火车去远方呢。

久久，莫在堂屋里踩高脚喽，你看平地都被你踩烂了。

恍惚中，一个苍老而略带严厉的声音在光影朦胧处响起——是爷爷，因着那点严厉，她小时候并不喜欢他。

她上幼儿园的时候，他教她写毛笔字，写在大字本上的方格子里。他捉着她的小手，软乎乎的笔尖还是有点抖，捣鼓了好些天，她始终没写出一个好看的字来。他便叹着气说她不用心没毅力。

她吃饭的时候，总是掉饭粒。他便总说，你下巴漏风啊，又一次次教育她说，一粒粮食一粒汗。

记起这些事情来，那声音响起之处，爷爷的形象逐渐明朗起来。他佝偻着的背像一张被岁月拉弯了的弓，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看起来就好像刚被犁过的土地。爷爷拄着拐杖，形容消瘦，好似过去他站在家门前那条小路尽头的样子。从那里可以望见弯弯曲曲的毛马路从村子里延伸出去，毛马路爬了个斜坡之后，就到了村子外面的世界。他眯着眼睛，微微地抬着头，注视着远方，眼神安详宁静。

是的，就是这个形象，一直定格在她的心里，像一尊专供日后她怀念爷爷的雕塑。

她的爷爷晚年的时候，是一个在方圆几十里内走家串舍的货郎，他收鸭毛鹅毛、破铜烂铁的同时也卖些农村妇女常用的针线发夹以及小孩子们玩的口哨、气球之类的小东西。他挑着毛货担子，洗的发白的毛巾搭在扁担上或者肩头，一脸乐呵呵的笑容，尽管一天辛苦奔波下来最多也就挣个块把钱的样子。他回到家里，常常从装货的箩筐里拿出几个桃子什么的递给她吃，那是他在外面跑生意时好心人送给他充饥解渴的。

他无疑是疼爱着她的，可她竟然在那么长的童年时代，不但讨厌他的严厉，还嫌弃他的啰嗦。

他总是说她的父亲，把她娇惯的不成样子，成天不是买这个吃，就是买那个吃，总有一天会把牙齿吃坏的。这样子是害了她。

确实，她的父亲宠溺她，在他初为人父不到几年的时间里，无论经济拮据还是手头宽裕，每天他都会雷打不动地给她买糖吃。甚至有一年寒冬腊月，地里挖出来的新鲜红薯早已经没有了，村里来了买红薯种的，她吵着要吃，他花了五毛钱给她买了一个。那时候，一盒火柴才两分钱。

他把她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里怕摔了。村里的人都说，她父亲就差没有爬到天上摘星揽月给她玩了，因为没有那么长的梯子。

像所有的女儿在年幼时崇拜父亲一样，在她小时候的心里，父亲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

她从他自己以及别人那里听来他的一些故事。

他从前也是家中的宝贝，全国三年自然灾害的那会，一家子除了他都吃红薯——蒸红薯、红薯汤、红薯煮青菜、红薯小米粥，甚至连红薯也没得吃。奶奶把家里仅有的一些米一天一点搁在饭碗里放进锅里蒸出米饭给他们唯一的儿子吃。

他在文革中读得书，乖巧，好学，写得一手锦绣文章，那些发表在各样杂志上的豆腐块后来被她玩的时候撕掉了。到他高考的时候，因着他出众的音乐才华，学校将他推荐到上海音乐学院，那边通知他去面试，地点在上海。他满怀希望地向父母征求意见，思虑良久后的爷爷只说了一句话，上海，太远了。上海音乐学院第二次寄来了面试通知，地点改在了长沙。这次风华正茂的父亲以为应该没问题了，长沙并不远。然而他们告诉他说，家里没钱。

那扇通往光明大道的门沉重的关上了，在它身后，二胡咿咿呀呀地响起，她一边玩弄桌子上的口琴，一边听父亲拉着不知名的曲子，昏黄的灯光下，那凄婉低回的琴声袅袅地飘散。他内心深处的痛楚忧伤，她那时并不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