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1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嘉庆二十四年。当时的大清湖南甚是平静无奇。除了湘西有些叛逆的苗民还拖欠租谷3.598万石外，整个省份并未显现出与江西、湖北或其它相邻省份有多大的殊同。这一年的春天，肇开湖湘人才璀璨之先河的曾国藩才八周岁，左宗棠和胡林翼也不过七岁，李元度和郭嵩焘一个两岁一个刚刚满周岁。一个泱泱大国，举国上下，谁也没有能觉察出湖南已悄然展露出中国近现代史上人才渊薮的气象。大清仍然是大清，而湖南依旧是清政府南方的一个多山而封闭的省份。倒是和以上人物多少有些牵扯的岳麓书院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1819年的岳麓书院，山长是欧阳厚均。他早上从柚木雕花床上一觉醒来，觉得神清气悦。窗外的少数树木已抽出细嫩的芽，篱笆上缠满的迎春花热闹地拥簇着。按惯例从麓山寺下来后，已是兴致盎然，担任山长近一年的他，今天才发觉，自己执掌的书院其实蛮可爱，天天见面的清风峡，在这个秋天里的早上尤为贴心了。满山的秋色非常潇洒，碧涧鸣琴，红林如画。等他下到山脚时，踩在木质的黉门池桥上，不经意间，瞥向书院不起眼的一角。只见东亭层楹于碧波上，天光云影，亭水映照着黛青的山色，汩汩峡水潺缓而来，不觉怀古幽思，想起宋代尚书钟仙巢曾建亭于麓山脚下，加上宋理宗所书“仙巢吹香亭”额。他思量着如果配上古人亭柱对联“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取名为“吹香亭”，不失为一个妙绝的好主意。

虽然早他三任的前山长罗典修筑了岳麓八景，但直到十年后的欧阳厚均手上，八景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完善、补全和发扬。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在书院史上做出开创性工作的宿儒，都成功地执掌山长长达二十七年，之后山长任期再无出其右者，从欧阳厚均宣布改“东亭”为“吹香亭”后，这座绿波之上的单檐攒头尖顶八角亭，就没有再变更过名，直到184年后的暑期，我第一次在大学校园一角偶遇它为止。中国历史上的山名、水名和亭名往往都是随着朝代而更迭，若是一处山水之名，能得到一百年以后人民的首肯，至少说明她的名字具有相当的水准和文化张力。至少说来，后世的文化人尚未有想出更符合此处山水之秉性和气质的语言代号。

说来惭愧，我虽然身居此地，并且在各种图片、电视上见过吹香亭的样子，或“夏日黄昏，莲叶田田，几位学子在缕缕馨香中温习功课”，或“雨过天晴，残荷上涂着金黄的颜色，间或一位儒雅学者的背影从旁边匆匆闪过”，却从未亲眼见到它的样子。当然我从未有过兴致刻意去寻找它的位置，因为在我心中，虽然还深爱着这一方山水，但也不能不同时承认这片土地的隆誉时代，已经随着一群湖湘英杰的逝去而日渐式微。若要让它重新焕发出新的能量，我们这一辈现代学人，应该有舍我其谁的气慨，承担起向历史的纵深处开掘的可能任务，才有可能在一种文明处于颠峰而坍塌之后，重新顽强活跃。就好比桃子湖路上的百年老樟树，移栽后须经过精心的培育，方能冒出生嫩的芽香。如何在今天亦或明天，让一种古久的沉淀在新的季节和时代顽强地发展和存活，是今日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回避的世纪命题。

上个世纪末的一个秋天，我来到这座庭院还没有几天，就在拥挤的食堂大厅电视中，亲见了一位身穿黑色绒式上衣，满头银发的学者，在雨中讲述“与永恒拔河”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