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大学所背负的精神困境？海德格尔这样说：“作为校长的追随者，教师和学生惟有真正并且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苏醒过来，获得力量。然而，只有当追随者的领导者首先并且时刻追随那个不可动摇的精神使命时，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获得属己的清晰、等级和力量，也正是这项精神使命给德国民族的命运打下这个民族的历史烙印。”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段话中的“德国”二字直接替换为“中国”，甚至显得更为准确，因为中国的大学从来就不是自己生长起来的，而是作为对这个古老民族的一种拯救力量被引入。因此，其精神使命就是为这个民族廓清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问题，确认这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担当。其本质功能是通过对学生的培养来完成的。正如牛津大学校徽上所镌刻的格言“美德即高贵”，我们所渴求的并非培养丰衣足食的工匠，而是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并由此来承担起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打下这个民族的历史烙印的精神使命。只有发现并坚守这一使命，校长才能成为一所大学真正的领导者，领导这所大学成为一所伟大的大学。

在今天的中国，拥有着“大学”的名称者多达数百所甚至上千所，但还鲜有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本质之所在者。在岳麓山下，继承着岳麓书院千年一脉之传统的湖南大学，多年来不仅与其他的大学一样充满彷徨与迷乱，而且因其暮气沉沉而表现得更加不思进取与不知所措。而作为岳麓书院的继承者，湖南大学的校长、教师和学生，本应当比其他大学中的同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并扎根于大学的本质。因此，在这所大学即将走入自己的第1030个年头或者说改制后的第103个年头之际，为了昔日荣光的再现与走向新时代的新生，他所迎来的新任校长，应当成为一名真正的领导者，智识上与精神上的双重领导者。

对于我们的这位新任校长，我们毫不怀疑他在智识上领导这所大学的能力，但我们更迫切地期待着他在精神上的领导，期待他率领湖南大学在追随不可动摇的精神使命中获得属己的清晰、等级和力量。而这，需要一场变革。此种历史所要求的变革并非那种今天常见的经济学家、社会政策学家们所乐于讨论的锱铢必较的利益得失所引导的技术化改变，而是一种古典式的以正义与美德作为指引的大刀阔斧的根本性革命。就如同北大在1916年所做过并在2003年所试图做的那样，将自己体内那些历史沉淀下来的肿瘤彻底割除。

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不在于知识而在于美德，需要大学的领导者表现出勇敢、坚忍、审慎与坦诚，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并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必须得到的，什么是必须放弃的，甚至要如同施密特告诫政治家的那样，把分清敌友作为自己的第一位任务，要勇敢地与那些在大学肌体上生长起来的并借助于大学自我繁衍的寄生群落和那些在大学的圈养中迷失为精神侏儒的市侩知识分子为敌。只有经历如此的改革，湖南大学才有可能实现对于一所真正的大学而言所必须的“自我统治”，自我确立自我的任务和本质。作为校长的追随者的教师与学生组成的联合体，才有可能如海德格尔所言，自己担当起使命，自己决定实现使命的道路和方法，以使自己成为自己应当所是之人。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湖南大学才可能真正地宣称自己是岳麓书院的继承者，是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大学。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激荡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充斥着各种堕落与混乱，但历史上的伟大时代往往也都是如此，譬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希腊。如果我们真的走向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要求伟大的大学的产生。因此，虽然谈论这些显得那么不识时务、泥古不化，而将这样的希望寄予湖南大学也显得那么缺乏自知之明，但我还是要写下这篇文字，这篇梦一样的文字，也许更适合称为诗歌而非论文。尽管“伟大”只是一种梦想，但只要认识到了自己所要担当的使命，光荣和伟大就在这个新开端之中，柏拉图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切伟大的事物都矗立在暴风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