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休妻，共有七条。唐朝休妻的第一条原因是无子，这也是最重要的休妻理由。大概算来，所有七条休妻理由中至少有五条是跟养子防老的经济安全、交易、风险交易安全有关。我们知道，中国原来有纳妾传统，也有娶几个媳妇或妻子的传统。因为如果一男人只有一妻的话，那这个妻子有可能不能生孩子；或能生小孩，也许只是女儿，而那时只生女儿的话，嫁出去就属别人家，那整个家族，老的少的，生活安全无法保障；或即使生儿子，也许只能生一个，也很麻烦。就如今天人们买股票，做投资，很多股票专家会说，千万别把所有钱，都砸在一支股票上，打个比方，就是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万一篮子砸下来，所有鸡蛋都砸掉了。一句话，就像买股票分散投资一般，为什么中国人说“多子多福”，实际上是从降低风险，即风险最小化的角度来讲此事。

从金融逻辑的角度，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在2000多年前出现了儒家文化，尽管五四运动很多先知先觉轰击儒家文化中非理性、或不合理的安排，也呼吁打倒孔家店。但到后来我们发现，即使今天，即使把孔家店打倒了，如果外部金融市场没有发达起来，或没有发展起来，那么“孔家店”还是可以给中国人提供安全保障的需要。

事实上，“夫妻双双把家还”还体现出“家”和婚姻作为生产单位，作为风险交易单位，其功能使“家”的含义越来越被解体，但作为爱情的家，情感的家，在中国社会正以非快的速度重新上升，或者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让家庭重新定位在情感交流，定义在爱的层面上。那中国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今天到底是什么样子？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曾对很多中国的大城市，省会城市，地区城市，县城，村庄，做了众多问卷调查。调查发现不同地方，由于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不同，或者说金融进入的程度不同，对不同地区人的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举例来说，在“为什么要生小孩”问卷中，调查提供的答案有：第一，爱小孩，出于爱，出于感情；第二，养子防老（经济原因）；第三，传宗接代（非经济，非情感原因）；第四，其它原因。调查结果是：北京，大概62%的人会说，因为感情，因为爱孩子，所以生小孩；省会城市56%的人作同样的回答；而地区市45%，县城约50%的人作此回答，但农村大概只有20%的人说是因为感情。

而在回答养子防老问题时，因为经济功能，防止经济风险而生孩子的比例，北京16%，大中城市比例在18%到30%左右，县城30%，农村正好相反，62%的农村人认为是因为养子防老这个经济关系，所以去生小孩。

由此看来，如果从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意义来理解，现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城市、县城，价值观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我在北京的很多朋友，其生活条件和收入越来越高，保险、养老方方面面安排都已安排好，他们不像原来中国传统的父母那样，看到自己儿女便想到未来的生活安全。实际上，这从另一角度说明，中国的子女，特别是城市子女，已经从交易工具中解放出来，金融市场的发展最终可以解放个人，具体到能把中国的子女从交易工具、交易目的中解放出来。

今天，在中国的大城市或中等城市，家庭正在从原来的垂直金字塔式的名分等级，辈分等级次序的结构中慢慢转移到更加偏平，更加水平，人人平等的家庭结构中，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经济交易功能、利益交换的功能已将中国的家庭剥离出来，由金融市场来取而代之。新型的中国家庭，更多的是以情感交流，以爱情来定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人会认为这种转型带来的是更高的离婚率，让人们感到结婚以后，也没有太多安全感，但从另一角度讲，爱情终于在中国社会，能够成为婚姻的最主要基础，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给中国人带来个人解放和个人幸福的象征。

所以，现代金融产品，以其非人格化的特征达到中国传统家庭养子防老、实现生老病残风险交易、价值跨期配置的效果，在此过程中，“四世同堂”的交易体系无法再形成，它有可能让我们从家庭家族伦理责任中，把一些传统功能剥离出来，这或许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中，推动产生一种刚性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