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易先生的老练、成熟与富有魅力相对应的形象，是那一群一直被爱国热情所激荡的岭南大学的青年学生。这群学生在香港杀死一个易先生手下的场景，充满血腥、暴力，而在整个过程里展现的恰恰是与他们言辞上的豪情相反的惊悚、犹疑与恐惧，而三年后，当他们再度为了刺杀同样的一个人，聚集在上海的街头时仍旧显得那么幼稚与青涩，时间并未让他们获得成长，他们似乎沉浸在一个自我沉醉的民族英雄的迷梦里。包括那个一直爱着王佳芝的青年邝裕民，三年前就萌生爱意的他没有勇气向王表白，听任他的同伴蹂躏了王的朦胧的初恋，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所谓的国家。如果连自己的爱情都不敢表达和守护，这样的人又如何可能去面对更强大的敌人，除非是把自己扔掷在虚假的反抗意识里，而获取一种超越日常情境的溃败的心理补偿。三年后，在一个破落的上海弄堂，他在明知王在被特务易先生反复地侮辱与强暴的情况下，虽然也向他的上级——老吴作了一些抗议，可迅速地就因为被严词批评而屈从了。在下楼道的拐口，他克制不住地试图亲吻在受难的王，这时几乎内心麻木的王淡淡地说了一句：三年前，你本来可以的。就匆匆地离开了。整个故事里，王是牺牲品，而男人却那么怯弱地躲在背后，反复地要求一个年轻的女学生牺牲色相，去实现救国救民的民族大义，相对于王佳芝第一次扮演“麦太太”的角色，在汽车里与易太太闲聊时的淡定、沉着与机智，那个假充麦先生的青年学生的恐慌、惊惧与笨拙，显得如此反差强烈。在这些不动声色的细节里，我们可以体察到李安的微讽。这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屡屡发生的荒唐情节，比如安史之乱，马傀坡前六军不前，唐玄宗得赐死杨玉环以振奋军心，更有汉代的昭君出塞开启的用女人去委曲求全的媾和历史，而最后历史的功劳册书写的往往都是男人的丰功伟绩，而这一切背后又是如许的虚怯与软弱，以及为了冠冕堂皇的治国平天下而导致无数的凡人的牺牲。

我们生活在太多的应然的假设里，而这些假设往往与一些虚假的意识形态相扭结，在这些政客制造出来的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话语里，只看见大写的国家或人民，而从来不见具体的鲜活的个人，历史与人性也变得仿佛一张白纸那么简洁而清晰。李安在这部电影里，似乎在有意地挑衅这个缠绕20世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民族主义神话。他让坚硬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瘫软在一个“汉奸”与一个“爱国女青年”的激情的缠绵之榻里，那些在普遍的恐惧与虚无中不无逃避意义的性爱，似乎从最私密的层次挑战着人们泾渭分明的爱憎观念，而从缠绵的性爱中“凝结”的些许的温情与爱意，更是似乎在刻意涂抹、擦写着历史分封给他们的耻辱标签。记得高先生在《一个人的圣经》里，反复申述的就是从祖国、民族、人民、革命这些超级神话里，挣扎出个人的内心自由与理性自主，他宣称内心流亡的他没有祖国，也弃绝了乡愁，他更关切的是中国人如何才可以从日常的低微细节，与反抗遗忘的私人历史中，生长出个体独特的自由体验，以及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电影本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传递着张对于幽暗之人性与扭结之历史的洞察？这正如张爱玲在很多的小说与文章里所说的，在20世纪的历史里，承载着真正苦难的，不是那些英雄，而是众多的柴米油盐地生活着的人们，他们有着各自的“凡人的悲哀”，却在历史的书写里经常被折算成一个虚幻的“人民”符号，以证成当权者权力来源的道义基础，而其受难与苟活的经验被彻底地忽略或遗忘。遗忘总是比追忆来得快，很多苦痛的个人生活与情感伤痕，就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激情与恐惧是唇齿相依的，无论是献身于虚妄的激情，还是因为恐惧，而逃匿入肉身的激情，都是对于个体存在的遗忘。前者诉诸精神乌托邦的许诺，后者求助于肉欲激情中意识的虚脱。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一阵阵的麻将声，是一地鸡毛、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在前者的映照下，它显得如此平庸而无聊。在英雄与凡人如此非对称地存在的20世纪中国，如何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是如此的艰辛，甚至连选择的自由都已经不再可能。人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卷裹到历史的洪流里。想想年轻时曾刺杀满室亲王而入狱，并慷慨作“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诗句的汪精卫后来的组建亲日政权，想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周作人的“投靠”日军，想想才情横溢的张爱玲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传奇爱情，就会发觉历史不是如二加二等于四的数学题那么简明清楚，理解一个人，理解一个时代，如同理解自我那样困难重重，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思维里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迷雾，有太多的不证自明却似是而非的前设。《红楼梦》里寄情王熙凤而屡被耍弄的贾瑞，在病入膏肓的时候，寄望于跛足道人“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的“风月宝鉴”。道士告诫他只可照背面，千万不可照正面。贾瑞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镜里，忍耐不住的贾瑞照了正面，看见妩媚的凤姐在里面向他招手，于是一次次荡悠悠地入镜，与凤姐颠鸾倒凤，最后精疲力竭而亡。风月宝鉴某种意义上就是“色戒”，可人却终究按捺不住其涌动的情欲而自取灭亡。就李安的《色戒》而言，无论是易王死去活来的情色爱欲，还是爱国青年们对于民族国家的浪漫想象，都似乎在《色戒》这面“风月宝鉴”里，照出了个体或国家骷髅的影像，前者最后化形成电影结局处易先生伤感的视野里，床榻上凌乱而缠绕的被单，后者变形成这群青年激于大义而失之草率后的死刑场面的凄惶。而《色戒》的受众甚嚣尘上的争论，似乎都在背离电影本身的警示，仍旧反复地在民族主义或肉欲本位的两种线索里，来解读其意涵，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试图倒转风月宝鉴陷身欲望（无论是民族主义的大欲，还是男女之情的纵欲）的贾瑞呢？！

风石堰：湖南大学原人文系新闻专业97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