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着创造者之诞生，多量的痛苦和多样的变形是必要的。   ——尼采

(一)

谁若忘记了百年来中国人的苦难生存，谁就无法对中国百年来的诗歌作出正确判断：即我们生活在一个种族大衰退的午夜，而这午夜之后的熹光尚微茫未现，一个新的种族尚在塑造中。这才是中国诗歌精神的真正出发点。因这种族危机意识的凸现，由之引发的悲剧意识和拯救精神令任何游戏色彩的话语都黯然失色。苦难，是我们生存的坚固根基。正是从极端苦难的现实生存中引发的对彼岸或未来幸福的憧憬，导致了中国八十年代诗歌神学的诞生。但与宗教神学不同的是，宗教神学诞生于冥冥之中对彼岸之神的热烈呼喊和正义诉求，而诗歌神学是在一种较为澄朗的理性之明中无法对一个超验的上帝吁求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身神明对短暂的个人生存作出终极探察并表达一种个人和种族的共同幸福的关系。这是汉语诗歌神学诞生的背景。那就是八十年代，在文化艺术上它是一个风起云涌、激情喷发、尤其充满了宏大叙事风格和强烈的弥赛亚精神的年代，是产生了海子、骆一禾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年代，这种倾向可以归入为“神性—半神性”传统。

到了九十年代，这种文化氛围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反弹乃至完全的颠覆，这是诗人从远方漫游回归到庸常的生活场景中来，是物质主义吞噬高贵精神，是技术功利支配一切，是幽微的诗意暴露为赤裸的欲望的时代，一句话，现代主义精神危机已经不可避免地攫住了我们年轻的头脑，只要诗人还称自己为诗人，只要诗人还要为人类的精神作证的话。曾经为了消解政治意识形态，以韩东、伊沙和于坚等人为代表在八十年代初即开辟了自己的诗歌道路，发展壮大于九十年代至今并深深影响了后人的写作，这种倾向可以归入为“口语—物欲”传统。

而所谓的八零后一代，——在海子和骆一禾他们进行诗歌创作的年代，正是我们的生命孕育成形的年代。在此年代出生的诗人，其诗歌精神活动的时间正介于两千年上下，而这正是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时刻——人类精神剧烈变乱的时刻。二十世纪之后，几乎所有的诗人都生长在一个涌现着无限黑暗的世纪之夜中。在海子和骆一禾那里，他们最先感受到了中国大地上的黑夜、夜色或午夜的悬临，其惨痛的后果是：一个死于疯狂追求太阳的殉诗中，一个死于生命律动过度损耗的革命性病故中。在八十年代，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海子和骆一禾的早期史诗创造是基于对种族黑暗的克服。到了我们这一代，种族的黑夜悄然隐去，在我们面前却汹涌着更加普遍的世界黑夜，诗人的心灵显得更加迷乱和凄芜。这种“世界黑夜”，正是基于商业法则和技术功利对世界的普遍统治。

八零后的生存背景正弥漫着无限的世界之夜，不管是我们的诗人切身感受到了，还是以一种反讽的写作方式欲图遮盖或消解它。而我说的八十年代的“神性—半神性”传统和“口语—物欲”传统，这两种反差极大的写作给八零后带来怎样的影响？其实，上述两种传统都给我们打上了强烈的印记，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游移而不能自拔，有的人则在作持续的激情衰退，还有的人为显示自己先锋而宣称反叛一切文化，更多的人则纷纷戴上面具以求自保。因此，八零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精神衰竭而物欲上涨，呈现一种虚无地反叛、虚伪地先锋、盲目的胜利的态势，概而言之：价值虚无。

因为物质主义对崇高神圣的天然仇视，神性写作几乎被那种极其浅薄的口语写作完全遮蔽了。正因为大量粗糙鄙俗的八零后诗歌的泛滥流行，导致外界对八零后诗歌产生了深深的误解，以为八零后就是浅薄的代名词，以为神性崇高之物在八零后的头脑中已然绝迹了。这就是我有必要站出来为八零后诗歌一辩的理由，这也就是我要为那些续接了从海子和骆一禾那里即开辟出来的神性写作传统、而默默奉献着他们的精神和作品的诗人一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