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圣约翰学院公共厨房，我与来自中国的两个留学生一起做了顿简单的中餐，一边吃一边聊天。其中的一个女生Bonnie来自浙江大学，祖籍温州，在卑诗大学的哲学系读研究生，另外一个男生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祖籍山西，在这里的机械系攻读研究生。闲聊开始时话题很分散，后来集中到Bonnie怎样在取得学位后成功申请加拿大的永久居留资格。我问她为什么想移民到加拿大，她说动机很简单，因为作为一个加拿大公民，可以很方便地到世界各国去旅游，而不用像中国人那样，必须面对繁琐而充满不确定性的签证过程。然后，我们就说及新西兰、澳大利亚、非洲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到英国、美国的方便，讨论英联邦国家之间的互惠。也说到这里的日本留学生都可以跨越边境去美国短期游玩，而无需签证。又谈到连香港人到国外也比大陆的华人轻易许多，台湾人也类似，谈到世界许多国家对于大陆的中国人申请入境时的严格审查机制。

　　在这样一个充满宗教文化色彩的异国的夜晚，三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感伤地交织着屈辱和被歧视的体验，心理创伤感油然而生。谈到以前被英美等殖民过或间接统治过的国家的人民，如今在世界通行的便利时，单纯的Bonnie脱口而出：“为什么我们没被殖民？”当时，我们都轰然一笑，虽是笑话，却感酸楚。她是从前殖民地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后，能够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可这个角度，来戏谑国家或种族之间的不平等的现状。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华人，就是因为这些看上去很简单的原因，放弃了中国国籍，而成为异国的公民。在国内的时候，经常看到关于中国在世界和平崛起的报道，长久耳濡目染，我都几乎以为晚清到民国那个被西方国家甚至近邻日本侮辱为“东亚病夫”的民族已经真的成功复兴了，到了这里才感觉到这仍旧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承认是最大的政治，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而这最主要是依赖于国家实力的提升，以及公民权利的切实得到保障。

自然，我这里最感兴趣的还是“为什么我们没被殖民”这句话浓缩的历史与现实。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历史，以及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殖民主义是充满原罪的。我至今仍记得世界历史教科书，所谈到的贩卖非洲黑奴的殖民历史，以及英国殖民者登上美洲大陆后，对善意款待他们的原住民的掠夺与屠杀。而中国近代历史在主流的历史叙述里，反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所代表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最强劲的“主旋律”，殖民国家被普遍地认为是邪恶的、利益主导型的、反人权与主权的。无论是在朝或在野的政党，都利用民族主义来塑造民族认同，凝聚人心，来反抗国际势力的侵入或干涉内政。政党性的意识形态或许会随着历史变动而更替，而反殖民主义或者说反帝国主义永远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正确性”。而近现代中国历史，尽管备受战乱，但其历史叙述，因其仅仅是半殖民地国家，而非完全的殖民地国家，而感到一种心酸中的庆幸与希望。

如今，历史似乎在开一个反讽的玩笑。半殖民地的历史仿佛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与其半殖民，不如殖民之后再主权独立，似乎更容易在民族独立之后，利用与西方强势国家的“血缘关系”（亲子关系？主奴关系？），快速跨入世界主流族群的俱乐部。被历史定性的殖民概念，在重新焕发生机。殖民不再与罪恶联系，似乎在强有力地去“污名化”过程之中，反而与现代文明与民主政治联系勾连，殖民成为西方文化与制度的成功镶嵌入落后社会，带来公共管理与政治民主的现代化的必要程序。殖民成为现代性的普遍化模式之一。这自然是极端而言之，可类似的论调，我们却常常可在日常的交谈或公共的论述中窥见。比如，经常读到一些台湾老人的口述史性质的文字，对于1895年至1945年台湾日据时代的正面评价，认为日本作为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按照工业化发展模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建设，同时其大力推广和扶持的农田水利建设，也为台湾二战后的农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于内战后退居台湾的国民党的负面评价，一个经常被重复的历史细节（或许是被一定程度地夸张了？）是：1945年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的盘踞台湾的日籍士兵，在兵败退出台湾时，仍旧是秩序井然，军容整齐，似乎显示了中国古话所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概，而其后进驻台湾的士兵，反而显得蝇营狗苟，匪气升腾，松松垮垮，根本无威武仁义之师的气象。这在台湾，似乎都已经形成了共识，日本的殖民给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历史的基础，甚至我在与台湾到加拿大来留学的一些博士生交谈时，他们都津津乐道日本的历史性贡献，似乎那根本不是一段不堪回首的伤痛历史，而是一个值得不断回返的殖民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