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也一样，经常有很多文字比较香港与上海这两座城市，在两者之中，大多数人们倾向于肯定香港的市民社会的发达，以及香港公共管理的有序与高效，包括对香港一些人数达几十万的游行结束后，所路过的街道上找不到一张游行者废弃的纸片或垃圾的情景的精雕细刻，来形象地描述香港市民的高素质。当人们追溯这一切的历史成因时，自然地把香港人的这种素质归功于英国殖民者的150余年的殖民统治，认为英国殖民者给一团散沙的华人社会引入了公共秩序与公民责任的概念。在香港的背景里，上海显得似乎是一个经济发达，而市民意识薄弱的城市。可当将今日上海的城市管理的质量，与中国内地城市的混乱无序进行比较时，人们又倾向于肯定上海的市政管理的高效与有序。之所以如此，大多数人又会“自然”地将其原因追溯到晚清到民国，上海的法租界、英租界、公共租界等各种租界的公共管理的传统，事实上，包括警察制度、救灾管理、大众传媒等各种制度，确实是西方人在租界这种享有治外法权的空间实施后，再被华人社会仿效的。这种被移植的现代性，成了中国城市的现代性的重要来源。从这个层面，历史也一样在倒转，主权概念显得日益单薄，效益理念显得越发突出，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煎逼得无可藏身。当今，弥漫世界的上海史研究热潮，以及在国内激荡的上海怀旧热，大多数都是对于那个已经一去不回的上海的租界空间的文化历史的回溯。

前不久，读到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分析中国与印度同样在崛起，而在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处境截然不同的原因的文章。美国和欧洲社会大多数担忧中国的崛起，觉得中国的崛起是对于国际社会的现存秩序的挑战与威胁，于是中国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甚至成为替罪羊。李剖析同样经济增长很快的印度，却很少遭到西方主流社会的谴责，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缘于印度曾系英国的前殖民地，印度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能使用英语，而且其政治体制是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所以更容易被崇奉价值观外交的西方国家引为同道。似乎，也从反面说明了落后国家只有被真正地、彻底地、完全地被西方大国殖民过，才能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更容易得到西方大国的承认与接纳。这从深层次揭示了国际社会的平等规则表象隐含的内在秘密。

当这个中国女留学生随口说“为什么我们没被殖民”时，她自然没有意识到“殖民”这个词语所隐含的族群的悲恸历史，她也不会联想到在殖民背后所隐含的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在特定的历史情景里所遭逢的无可逃遁的厄运。她的判断直接生发于当前的历史处境，根植于她在与其他族群交往时，所体会到的不平等，尤其是作为中国人，所体会到的“大国寡民”的现实感。简而言之，她全部的考量是从现实利益出发，而且作为个体，她也有其选择的自由，所以，这一切都无可厚非。但是，在这轻巧而貌似宽容的“无可厚非”之下，隐藏的是“殖民”概念所包含的历史与现实的尖锐冲突。对于当年的被殖民者，屈辱感必定是创深痛巨的“现实经验”，虽然对于今天往返在国际社会的华人来说已经成为历史了，而今天的现实是中国人在申请去西方大国时常常遭遇的歧视与拒绝的经验，这种经验似乎也包含着沉痛的历史感，一种与当下经验直接相关的历史意识。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尤西林2007年在申请去美国被拒绝后，在网络发表的致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公开信里，号召中国的青年永远不要忘记帝国主义的丑陋嘴脸，以及侵犯中国的历史，反复申述个人的生活与国家的地位之间的相关性。历史，自然无从假设，我们不能把一个半殖民地的历史想象成殖民地历史，或者抱怨其为何不是我们所意愿的那样，因为我们毕竟无从经历那段历史，我们也不能无视殖民历史的阴郁与沉痛。当我们在反思当前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弊病时，我们往往更容易倾向于肯定殖民历史的合理性成分，而忽视了其暴力与血腥的层面。这可能导致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也是对于前人为了主权独立或者说反抗殖民者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的轻忽。是的，我们在今天的国际社会里，作为一个中国人常常会遭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这有着各方面的原因，其中或许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自身的不够努力与欠缺素养，不公正的待遇应该是刺激自我提升的契机，而且相对于前人在被半殖民的历史所遭到的羞辱与残暴，我们所遭遇的这些繁琐的程序所带来的“不耐烦”的情绪与人格上的侮辱感，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不能在一种扭曲的心理把这种签证时的创伤感，夸张成悲情意识，这种表面上诉求国际正义的悲情意识很容易虚脱为最自私自利的犬儒主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追求国际秩序的平等，追求承认的政治，或许是我们这代人的职责之一。如此想来，“我们为什么没被殖民”，虽是一句玩笑，其中所包含的心情或潜意识，或许应该被正视、发掘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