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老师总是给人谦和的态度。在我的记忆里，他似乎从没有公开批评过学生。虽然我班有几个是全校的调皮大王，上课也喜欢无乱插嘴，邓老师总是有办法对付他们。有个叫张成的同学，最是活跃，大家叫他“半桶水”，喜欢捣蛋，上课爱随意发言。咱们的邓老师一提问，他的嗓门就大起来。邓老师就做裁判手势——暂停，然后先请张成回答。“半桶水”开了头就没有结尾，邓老师就说：“回答的很好的，只是考虑不全面，记忆不牢固，还要加强呀。”几次以后，张成就老实多了，遇上问题再也不哇哇乱叫而是变得老练起来了。

那个时候历史课是属于副课之列的，初中毕业考试是不考历史科的。有些同学就不喜欢听课，甚至上历史课就用来做数学题或是看小说之类的课外书。我觉得邓老师上课有趣，占去时间用来做其他的事情简直就是得不偿失。他把每一个历史知识讲得很生动，大家都把它当作故事看待的。在轻松幽默之中，我们不自觉地就学到了不少新鲜的东西。邓老师上课的亲切轻松和不乏幽默的教态始终是我学不到的，既有父亲的威严，也有朋友般的随和，让你感觉到他很近，又让你感觉到有一段距离。在师长与朋友之间，邓老师恰到好处地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角色，这一点在现今的我看来是很难做到的。因此我至今仍怀念邓老师的课堂。

初二的历史不再是邓老师教了，换了一个照本宣科的老教师。可是邓老师经常来我班了解情况，问问我的表现与成绩。初二的时候我与同学闹矛盾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邓老师知道后在晚自习找到我，问清缘由之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不管你是对是错，发生了事情先要报告班主任，怎么可以意气用事自作主张，要是酿成大祸你后悔就来不及了。他又说：“要做个本分的人，交朋结友要考虑清楚啊，不要轻易与校外的人相处。别人了解你往往是先了解你身边的朋友，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邓老师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让我明白了交友的原则。
初三的第一个学期，一场让我差点失去自信的大病迫使我卧床近四十天。那时我们班的宿舍在二楼，整个班就住在一个房子里，上下铺都是连席的，四十来人住在一起，人口密度太大。夏天蚊虫多，大家就用花露水驱蚊，整个空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浓香。一到冬天，过道里潮湿，积水很多，有发霉的酸腐气。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学习任务很重，压力也很大，折腾到中考之后就病倒了。双腿髋关节像是有刀子在切割，有时睡都睡不下。严重的时候坐卧不宁，双腿肌肉似乎坏死一般，麻木，无力。上课只好由同学背着去听，一般坚持上主课，也就是语数外，有时听听理化，政治与生物是自学的。听完课仍由同学背着去宿舍。一天三餐全由好心的同学代劳。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冷冷清清，又浑身乏力，一段时间之后面黄肌瘦。父亲几次来校要我回去治疗，考虑到自己的学习我没有答应。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我坚持了四十余天。在这难熬的四十多天里，邓老师隔三岔五地来宿舍看我，问我冷不冷，饿不饿。每次来到时候都带点好吃的，有时煮几个鸡蛋，有时买点薄饼。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说：“云龙你休学算了，不要拖下去了，身体这个样子很令人担忧啊。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几句话说得我悲伤起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下决心休学在家治疗。

休学后我住在父亲学校养病，邓老师打发几名同学来看我，问起我的病情与学业。等我恢复后不久，我特意去了学校，在办公室里与邓老师谈了一阵子。他拍拍我的肩膀，扭扭我的手，说：“结实还是结实的，怎么就容易生病呢？”我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天夜里突然双腿动弹不得，落下了病根，医生说是风湿性关节炎，什么药物都吃了没有见效。他建议我去长沙看看。可那时家里条件不好，加之又不是经常发作就没有了那个打算。

我读高中了，听说教育系统搞聘任制，邓老师没有被校长聘上。他做办公室主任好些年了，又是历史高级教师，工作兢兢业业的，缘何就解聘了呢？后来听人说他太耿直，讲真话，不喜欢与校长走得近。不过二中领导慧眼识英才，把它聘到了二中。有几次他来一中参加高考监考工作，我留他在家里吃中餐，总是不肯。他说：“你两口子都是我的学生，有时间我一定来的。大家监考都辛苦，好好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