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岳麓书院:其院虽旧,其命维新
(二)
一座书院,经无数劫难而不断新生,历千年沧桑而屹立不倒,藏之名山而愈发神圣。
我站在书院面前,环顾四周,惊讶在鳞次栉比的现代城市边缘,静静躺卧这么一座千年幽幽的庭院。但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千百年来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了,再也感受不到这片土地激发出来的“云兴雷奋”。我似乎只有静静地聆听,猛力地叩击这座墙,才能从墙的另一边听到历史的回音。
如果回到90年前,青年毛泽东刚从河对岸的湖南一师毕业,与蔡和森等一干青年寓居于此,探讨救国真理,领悟匾额“实事求是”的真谛。有时干脆大呼“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顶着狂风暴雨奔
向山顶。早年求学于此且又执教于此的杨昌济先生,慧眼识英才,致信好友章士钊,赞扬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从此,一股改造世界的革命之风在此兴起。
如果回到112年前,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舆论大噪,维新领袖梁启超来到长沙,与谭嗣同等主持时务学堂,而保守派的王先谦等主持岳麓书院,维新与守旧两派顿起唇枪舌战,造就了“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的局面,一时湖南成为最富朝气的省。后两校合并为湖南高等大学堂,书院内建有时务轩,以作纪念。那时,中国面临着新与旧的抉择,岳麓书院处于风口浪尖上。
如果回到178年前,湖南巡抚吴荣光在书院内创建湘水校经堂,力图打破经学的繁琐教条,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疏之谈。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相继入学,之后奋起卫道而东征太平天国,继而发动亘古未有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艰难起步。一时“楚材蔚起、奋志安壤”,“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一座书院的兴盛,创造了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湖南人写就的辉煌,更是开启了湖南人才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序幕。
再往回退196年,一介书生魏源来到书院求学,讲求经世致用之学,适逢中英鸦片战争,他力主抗英,但眼见时局衰败,愤而辞归。后受好友林则徐所托,发愤著述,潜心编撰《海国图志》,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竟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较量中,岳麓书院倡导通经致用的学风初见成效。
再往回退270年,20岁的王夫之就读于此,创立“行社”,反对空谈,结立“匡社”,立志匡扶社稷。而时局飘摇,大好河山在满族铁骑的蹂躏下破碎不已。他多次组织抗清终归失败,最后隐匿于衡阳湘西草堂,誓与满清不共戴天。“六经责我开生面”,青灯下他发愤著述,成为中国最后一代大儒,也是湖南学术史上“经世致用”的首倡者。
再往回退502年,心学创始人王阳明被贬贵州,途经湖南。对于岳麓书院,他是“隔江岳麓悬情久”。然而其时朱张遗迹湮没已久,湖湘学派被人淡忘。“缅怀两夫子,此地相徘徊”,阳明先生的到来,带来了新鲜的学术风气,湖南又兴起了许多有志之士。这里,成了湖湘理学与阳明心学激荡的场所。
再往回退843年,一代理学开创者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行程近一个月抵达长沙,与主持岳麓书院的张栻就“中和”、“太极”、“仁”等理学命题进行探讨。并在书院讲堂公开会讲,激烈辩论,引来无数学生聆听,“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岳麓书院迎来了第一次剧烈的心跳。朱张会讲开启了书院自由会讲的先河,一道思辩之风流行于南国的儒林。
再往回上溯到公元976年,距今整整千年有余,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于是湖南的蛮荒之地开始有了朗朗书声,进而发展成理学之邦,有了“潇湘洙泗”的美誉,儒家礼乐在湖南徐徐兴起。这几乎就回到了中国礼仪教化的原初场所。
从千年前的礼乐文明,到近世“打倒礼教”的革命潮流,再到今天回归中国固有的精神,可以说,发生在这座围墙内的风云激荡,完整地见证了唐宋后中国学术尤其是儒学内部的转型,由习俗礼仪的儒学而到思辨超越的儒学,由理学而到心学,再延伸到实践的领域,湖南人以特有的经世致用、通变求新的精神,推动着中国文明的演进,进而迎接西方文明的挑战。
我很欣慰在这一千年的历史动荡中,乃至在晚清以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二十世纪愈演愈烈的改造世界的革命中,岳麓书院隐藏在这座名山下,它的基本格局没有动摇,它的建筑大体保留了儒家礼仪的秩序格局,让我们仍得以窥见中国礼乐文明的精神,触摸到中国文化的根。
这围墙内过去发生的一切,让我怅望不已,顿起复古之幽情。但是我知道,纵使我翻过这有形的墙,也难以追寻到先贤的足迹。这墙外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书院的世界完全格格不入;在围墙里,也不过是隐藏着那些圣贤的英灵而已。如果我们不能用心志切身去感受它,我们还如何能够唤起这些英灵呢?这座庭院,究竟又有着怎样的力量吸纳有志之士前来朝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