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文化的发展，唐宋之际是一个分野。中国文化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唐朝，一种悠久的习俗的力量，加上个人的天才创造力，使唐朝之前的文化呈现一种原生的创始性，质朴浑厚的感觉。

到了宋朝，中国文化的整体呈现一种别样的风貌，更多是综合前人的成就，表现为一种知识的注疏、考证和综合的形态。礼仪习俗的儒学成为思辩考证的儒学，给人太多的经院气息，就像西方原初的信仰神学变为考证的经院神学。甚至宋代之后的诗词创造也给人一种拼凑、模仿的风格，缺乏一种原始的冲击力。

文化从一种习俗和个人创造力而来，转变为通过系统规范的教育而获得，这在隋唐时代有了显著表现，那就是科举考试的发明和普及。科举考试固然为国家迅速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提供了便利，但这种功利性的培养必然是扼杀文化的原创力。所谓教育愈多，愈加扼杀灵性，远离一个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性。这从来是个悖论。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就没有走考试这条捷径，而是依靠自己的“天才”成就了他的千古英名。

同时是学校的兴起。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类似于学校乃至大学的机构，但似乎没有听说过哪个历史人物毕业于哪所学校，顶多就是师从某某老师或者受谁的影响。服从国家意志且直接服务国家的学术机构倒是有，但是直到宋初也还没有听过类似于今天大学的响当当的名字。大学还没有作为一种悠久的传统，作为独立的实体机构流传下来。

一方面是失去原始创造力的经院哲学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更新发展，另一方面是服从国家意志的官学直接导致了读书人独立人格的丧失，使他们身上仅存的一点学术创造力都被扼杀。我一度认为宋朝之后的中国文化不足为观。

书院的出现改观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格局，让我发现了中国文化新的兴奋点，也让我对宋朝这个孱弱的王朝另眼相看。宋朝的皇帝固然大多显得文弱而没有男人的血性气概，但对待文化教育却有相当的开明。正是在他们的开明的文化政策下，中国的私学（亦或半官半私学）即书院教育开始兴盛起来。从此，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几乎是以书院为中心铺展开来。历史上几大著名的文化事件几乎都和书院有关。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北宋开宝九年即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书院幽栖于岳麓山下，又得湘江之灵性，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形下，可以说处于荒野山林，从书院到长沙城必须划船渡过湘江。书院远离城市喧嚣，而与官场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作为学术场所的独立位置。

今人解释为什么宋朝皇帝允许士人办书院私学，是因为宋朝开国之初国力不盛，又忙于开拓疆土，无暇振兴官学，再加宋朝皇帝的开明文化政策，书院这种传播学术的私学就在中华大地上兴盛起来，乃至绵延千年。其实，我以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亦或半私半官，它们能够并存于世，根本上还是源于它们的知识谱系的同构性。

就譬如儒学内部分化出理学，心学，或者是汉学，不管如何衍生分枝，终究脱离不了儒学这个中国本土知识信仰的大框架。不像今人援西方的主义以为中国人的信仰，或者食洋不化，盲目信仰，最后导致主义纷争，有你无我。

一个王朝在开国之初往往还能够天下为公，到了结尾不免沦为一个家族或官僚集团的利益保护者，官学也沦为它的附庸。而书院的出现，就在于它承担了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与官学的价值取向相反。

官学与私学的知识谱系并无很大区别，只是它们不同的的目的导致了它们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结果截然不同。就譬如有些人从四书五经里读出了“封建专制”、“礼教吃人”，有些人却从四书五经读出了古代士人的精神信仰。

作为一种半官半私的学校，书院的主持人是社会上德行和学问极为高深的人，在社会上拥有道义上的话语权。书院主持人名曰“山长”，听上去野趣十足，不像今天的大学校长争做厅级、副部级乃至部级干部，他们往往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或者一个地方最有学问的人，甚至有的还是从权力颠峰退休下来的顶尖级人才，自然能够名震四海，也具有与权力周旋的能力。

因为书院的突出贡献，统治天下的皇帝偶尔也会嘉奖书院，赐书赐匾额。比如御书楼乃是因为皇帝赐书而得名，岳麓书院至今保留了几代皇帝所赐匾额。但是，书院要保持它对学术真理的独立追求，乃至批判朝廷的道德腐朽，为社会匡扶正义，这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中国的私学在与官学的搏弈过程中，体现出古代教育家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潭州湘阴人周式执掌岳麓书院，使之名闻天下而成为四大书院之一。宋真宗亲自召见周式，赠“岳麓书院”匾额。同时准备留他在朝廷效命，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但周式坚决请辞，希望回书院掌教。一个不为权力所动的人，可以称得上一个真正而彻底的教育家，也注定了岳麓书院能够兴盛千年。

理学大师朱熹终生以振兴书院为己任。在岳麓书院讲学的时候，他的学说却被朝廷宣判为“伪学”，自己被免职，学生遭逮捕。有一个叫余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处死朱熹：“枭首朝市，号令开下，庶伪学可绝，伪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一直到他死，朝廷都没放松对他的警惕。一位大师的一生与书院紧密联系在一起，一种创始的学说因为不合统治者的胃口而命运多舛。

元代以降，书院虽有发展，但官方刻意控制其学术精神。明初，朝廷提倡官学，直到明中叶王、湛的心学兴起，书院也随之再次兴盛，成为新兴学术思潮的大本营。无锡的东林书院倡导“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议论朝政得失，指摘朝臣长短，最终触怒阉党，遭到迫害。魏忠贤下令“刊党籍，尽毁天下书院”。书院学子要关心国事天下事，其代价是连同书院都要摧毁。

清代书院的规模和数量达到全盛，但清廷的控制导致了书院的官学化后果。可见，虽然书院私学想竭力传播新潮的学说，守护真理和正义，但从来都面临官学这个掌控国家权力的机构的吞噬。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的利益出发点，使他们要把魔爪伸向任何他们能及的地方，那么私学的地位就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