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朝以后，中国人已经丧失了为建立中心和谐之“天”而积极奋发的精神。儒道合一的宋明理学是中国文化衰败的征兆之一。儒家是以群体约束的“礼”为目标，道家以个体安身立命的“道”为目标，两者同出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之时但并不同源，甚至是悖道而驰的，尽管他们都是道德主义的奉行者。两者未合流时，它们在各自的文化领域内承担相应的功能，儒家的“士”有一种为社会群体担当十字架的悲剧精神，道家则寻求一种个体超越的审美境界而向内挖掘。而今，儒家的伦理道德要到道家那里去寻求一种“终极依据”，岂不可笑？儒道合一构成了对生命的最严重的阉割。他们说“内圣”即可当圣人，那一尊尊掏空了心肠的泥菩萨也是圣人么？那些谈心养性的理学家，当你们的高论不能博得观众的掌声时，你们为什么不拿出一点勇气，像老子一样逃出函谷关去呢？可他们却要拿这一套去教训桀骜不驯的年轻人！

因此，当北方的蛮族把宋人赶到南方、中国的政治中心亦随之南移，而宋明理学欲浸染湖湘大地时，徒然增加了一些颂经习礼的风气。如最初在这里形成势力的“湖湘学派”，只是儒家文化的变体“理学”对湖湘之地的地理占有，并未与湖南人的强悍性格（原始生命力）融合而产生大批耀眼的经世致用的英才，更遑论上升到一种文化类型。傲慢的湖湘大地仍旧酣睡着。

而一旦中国再次面临战国纷争时，湖湘大地必将首先咆哮如雷。“若要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的遥相呼应。中国近百余年的近现代史，大体是以“礼”文化和“道”文化主导的天下文化被西方的民族文化击败日渐消亡，而中国人的悲剧精神不断加剧的历史。从一种大的历史眼光看来，这好象又回到了当年战国七雄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时代。这是一个鲜明的执掌政治权柄、挥舞杀伐之剑的变乱世纪。对中国来说，这是它从世界中心的位置下降为民族一极，是中国蜕去旧有政治形式而建立新的政治形式，也是中国人积弱图强，东方的天空呈现一缕复兴曙光的时代。但其中包含着一种时间落差的巨大隐患：西方人在科学理性和民主理性的驱动下已经比中国先行前进了几百年。湖南人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潮流中扮演了辉煌的角色。在北方的政治中心，它的原始生命力在文明形式的长期劫掠下消耗怠尽，而不能再现奇迹的情况下，湖南这块“蛮荒之地”必将创造辉煌。这是一个悲剧奋争以成就英雄的时代，湖南人在这种形势下创造了个性鲜明的湖湘文化，它是以政治功业的登峰造极为目标，这区别于人类的早期，荡漾在这片土地上的悲剧性歌唱：楚国的“王”的歌声。在不同时期，湖南人的强悍性格和不同的文化形式结合而产生了新的略有差异的文化，统一冠之为“湖湘文化”：

之一，崛起于湖南的经世致用的湘军集团，以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中兴三大将”为代表和“扎硬寨”“打死仗”的强悍作风著称。它击败了妄图僭替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起义，并引进了一大批西方的新鲜玩意儿，但仍旧以天下的“礼”为目标，甚至回到程朱理学的旧窠臼里。在它遭遇了更为发扬踔厉而背水一战的日本海军时，湘军失败了。他们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

之二，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志士群体。他们变法而不变君，欲以个体生命的权力向整个腐朽的时代发出挑战的呼声，像刑天怒触不周山，头颅撞得粉碎，而它的响声只摇撼了某些人们的心。谭嗣同在刑场上大声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之三，以黄兴、陈天华和蔡锷为代表的民主革命群体。他们是革命的马前卒，有语曰：“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流血。”显著地体现了在悲剧精神的驱动下抛头颅洒热血的慷慨之举。他们打碎了一个有形的“天”，但没有打碎无形的“天”，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崩塌了，却留下一堆四分五裂的政体。他们是一群有限的反叛者。三位先烈的忠骨祭祀在云松掩映的岳麓山上。

之四，领导中国人民重整破碎山河、创造国家神话的毛泽东和他的将帅们，好比一群战斗着的诸神和诸神之王。毛泽东把湖南人的精神上升到一个顶峰，是伟大的意志力量、开阔的世界胸怀和古老的中国智慧的结合和统一，为苦难深重的中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这个缺乏神话的国度里，他把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从集体受难的维度跃升到宗教崇拜的高度，使分离的王和集体祭司的身位重新合在一起，是政治先知，也是诗歌之王。“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是一种面对世界政治版图踌躇满志的王者风范，是诗人和王合一、交相辉映产生的生命景象。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作为世界民族的一极，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是成功的，他曾指挥着他的军队在朝鲜打败过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他未能将内心澎湃的意志力转化为新的政治形式，他为他的人民尝试的政治生活是极为不成功的：他不但要用狂热的革命意志摧毁一个旧的世界，还要用狂热的革命意志探求一种新的幸福生活的可能。苦难的中国大地连续沉浸在一片盲目的现代宗教氛围中，这是他的悲剧。

（而外面的世界一跃，我们睁开眼睛，不知到了何年何月？）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为斯巴达。”诚哉斯言！近现代的湖湘文化是一种形似希腊的张扬生命意志、寓生命于战斗和富含悲剧激情的文化，是世界主义的和谐文化的反动面，并且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那么，现在湘楚文化和湖湘文化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它们分别是以艺术形式和政治形式对湖南（楚）人的强悍性格（原始生命力）的分担者，一种是失败者的千古绝唱，一种是胜者为王的独占鳌头。这两种文化在时间上大概以唐宋为分界线。这也可以从象形字体中辨析出来：湘楚文化中的“楚”给人在树林下的诗意栖居之感，而湖湘文化中的“湖”赋予它以近代化色彩，如西方人从海上驾驶着重炮利舰轰击中国，中国人近现代以来向海外求索真理等。这也契合着中国从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