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已经成为一件需要竭尽全力去应付的事情，而这种努力往往仍然无法穿透铭刻在心灵深处的挫败感和虚无感。整个时代像一驾已经失控的高速行驶的列车，在光怪陆离而令人窒息的世界之夜病态地行进着，所有的细节和感伤都属于多余，或者被直接转换成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被精致包装后推上超级市场的柜台，成为一种单向度的诉说。生活在解构神圣性的同时，却并没有许诺一种源自日常生活的理性的气味，也没有涌现出人性在疼痛的挣扎之后留存的余味。一切都幻化成为人对于非人事物的疯狂的追逐，而这种追逐却并没有一种让追逐者获取归属感的宁静和甜美。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有知识分子声嘶力竭的呐喊，有芸芸众生的单薄而瘦削的身影，有市场的无边的聒噪，等等，不一而足，在他们高度整合的背后隐含的是巨大的分裂，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与其启蒙对象，或者说知识分子与其言说对象之间已经积累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在无数的被可耻的现代性裹胁的百姓心目中，知识分子已经不是自由引导人民的旗手，而成为将人民诱骗上祭坛的谎言家。知识分子已经被普遍地设定为权贵的合谋者或者至少是既得利益者。不信任感像瘟疫一样弥漫在人民的心中，仇恨政治学正在以一种新的姿态“和平崛起”，使所有的言说和劝解都成为一种肮脏交易的代名词。

启蒙已经成为一件生命不能承受的“理性的负担”，而以启蒙为天职的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似乎正在遭遇最普遍的质疑。如果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道”已经贫困到苍白的境地，所有的诸如正义和良知的元素已被众声喧哗的知识分子悄无声息地埋葬，或者成为招徕顾客的妖娆却华而不实的招牌，“道”滑稽地沦落为为稻粱谋的知识分子的符号生产的一个幌子；如果知识分子不能用身体去撞击历史，那么历史就会超越知识分子顾影自怜的自恋形态，展示出生活内中巨大的潜流所蕴涵的的激情。也许，知识分子只有在他们所热中的新启蒙运动中，重新发现身体的力度与热度，并赋予身体以一种碾压历史的冲动和力量，知识分子才能在这个普遍低迷的时代找到一个康德意义上的“启蒙的出口”。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更不是为主流意识形态做一个合法的阐释者，而是用行动去给予生活和社会一种新的秩序和意义感，用道德担当去抵抗吞噬着普通人的无助感。

与此同时，必须恢复身体在启蒙知识分子写作中的地位。当下中国，写作的神圣性已经完全被消解，写作成为媒体知识分子的假面舞会，在理性的外衣下掩盖不住的是倾诉欲望的畸形化。尤其是今天的时评和文化评论，凸显了知识分子在表达时的一个普遍的痼疾。知识分子预先被设定为理性和真理的化身，他们庖丁解牛般动作娴熟地对事件或人物“深度分析”，在理性、良知和正义等宏大叙事式的词汇的修饰下，仓促地作着判断，很少看到一种充满反思甚至困难的表达。身体写作代替了思想操练。知识分子的表达是内在分裂的，他使用的符号与自身的生命体验几乎已经丧失了起码的关联，他们的生命形态成为一种生产“膨胀的意义和多余的理性”的扩张型存在。公共知识分子成为表达的机器，通过媒体包括网络获取信息，运用一些一知半解的理论符号对其肤浅的见解进行包装，然后俨然以先知的神态向大众发言。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在勇猛地干预历史，在表达和捍卫正义，其实文字与符号给他们制造了一种对生活的错误的参与感。如果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只是书斋里的人民的“代言人”，很难相信他的分析和判断不是对生活的隔靴搔痒。话语的精致遮蔽不了血性的匮乏，姿态的公共消除不了民众的疑虑。没有与民众的对话，没有与权贵的对抗，仅仅依靠一些舶来的理论按图索骥地对复杂的现实诊断，同时无法将个人对生活的体验内在化，并转换成为文字的丰满与犀利，这样的启蒙自然会走到它自身的反面，成为反讽的寓言。启蒙成了表演，知识成了装潢，而公共性只是一个招牌。如何找到一个恰当的途径，知识分子能够真正地介入当下中国的现实，把握历史的暗流涌动的方向，建立自身与民众之间的信任感与互动机制，这也许才是给启蒙的历史灌注动力和活力的唯一出路。（删节版见《文学报》）

风石堰：原名唐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