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能拯救农民的，只有知识分子。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知识分子从出生到现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拯救过谁。不但如此，从过去到现在，知识分子连对自己的拯救都没实现过。

我们要先搞清楚，古代的士大夫是儒者，而不是知识分子。

在古代，一个人读书，绝对不是为了写书，而是为了做事。“君子当思有为”，重要的是有为，而不是著作。做事有很多种方式，其中一种就是“制作”，制礼做乐，齐民风俗。自孔子以降，所有的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事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术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议题展开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怎样才能恢复先王之道，致君尧舜，使民淳朴。

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制度在历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变革，古礼已经越来越不可考证了。儒者在做的就是这个工作，钩沉钓隐，发明幽微。所以，我们平时所谓的儒家的以吏为师好象不对，其实是我们自己不对。只有吏才能得其位、展其志，才有资格制作。学者横议，终究只是横议，东林党人固然算是清流，但明朝灭亡的帐上，他们那一笔始终没有勾销。

知识分子，这是启蒙以后才有的概念。在古代，只有士大夫，没有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所谓的“独立”、“自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分工的背景下才产生的。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当然要跑官、做官，只有做官，才能做到有为。现代知识分子用古代士大夫依附皇权来批评人家，是因为自己堕落，依附于现代资本主义分工体系，而不是因为士大夫堕落。

现在那种流行的动不动把士大夫叫做知识分子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故意混淆视听。

中国的启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急风骤雨的过程。说它漫长，是因为从1940年到现在，这个过程仍然没有完成。说它急风骤雨，是因为在辛亥革命以后到1920年代，这段时间不过十年，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就已经完成了。士大夫的人格理想坍塌了，人生道路设计也崩溃了，知识分子从社会人变成了学院人，从原来士大夫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变成了躲在社会的一个角落里乱发议论，在“文化的脂肪上瘙痒”、指望着“在书斋里革命”。

五四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好象一直很活跃，但是，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政治的核心地带，始终只是在政治斗争的边缘和夹缝里徘徊。没错，CCP早期的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或者说主要是有知识分子主导的。但是，比这个事实更重要的事实是，实现这个群体的社会目标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井冈山上的枪声和延安的民主实践。如果是陈独秀一直主导着CCP，中国现在还在KMT的训政时期折腾呢。不要说民主权利，就是吃饱穿暖，都是大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