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当今中国是以什么方式来纪念“五四”，“五四”是否还活着，它自由精神的因子，是否还在繁殖，我们已经找不到它的丝毫踪影。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都在以最快的速度逃逸这种方式的选择，原因在于他们被一次次的政治浪潮所冲击后的成功龟缩。

2003年非典的疫情，光顾中国这片土地，像98年的洪水，我们在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这战争是否就意味着淹没一切，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纪念五四的文章，但五四的内核我们是否抓住？抓住之后，是否用在我们的建设上？我所指的不是有形建设，而是国民灵魂的重新塑造。五四纪念方式，不再是每年都抬出一大批已经作古的人如陈、李、鲁、胡等人。

他们以自己火一样的激情批判一种落后的腐朽的制度，如果今天把他们列为我们纪念的内容，倒并不在于他们所批判的内容和他们本身，而是他们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封建、抵制西方文化侵略时所表现出来的批评勇气与执着精神，这真正是我们要继承的。

但我们呢？像九旬老太埋怨自己的后代一样，一个比一个轻，一个比一个失望，尤其是北大，这五四精神的发源地，一直被我们看作是继承五四精神的典范和代表，但是北大的官僚化速度令人痛心，与政府的关系过于暖昧，一些有个性的教授和学生都被体面的劝退和加以拒绝，其他学校的师生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放弃了激进的批判，改为温和的对话，或是集体投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坐标，就可以如鸟兽散，投入不同利益集团的怀抱，就是没有多少投入到工人与农民的怀抱，这是缺乏温暖、缺乏懂得他们文明的民众，就像他们缺乏良知一样，让彼此都很失望，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立场的丧失，源于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分割不均，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并不能让他们获得后来没有的、或是加强他们已有的尊严感，政府控制媒体，他们表达的自由在一层又一层的官方检查之中被剥夺和筛选，已经失去了五四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耻，反以之为荣。与政府合作，可以使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并扩大化，当年的饶漱石、彭德怀，到当今的李昌平，他们连公平的对话机会都没有。

知识分子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之后，分化或归于隐山林，潜心无用的学术而求明哲保身，或投身商海而无心独坐于青灯下剖析自我精神上的积土后，以求思想上的更新与时俱进；或走上仕途，戴着两张面具，亦官亦学，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可以随拿文凭，硕士、博士满天飞，君不见厅长、处长，这长那主任的不务公事，客串于一些大学之间，他们真的有资格当教授吗？势利的是一些大学的校长，总是拿热脸去贴人家的热屁股，双方在互贴的过程中，不亦乐乎，他们是拿公众利益作交换条件，这样下去，官学渗透，互为控制，中国还有独立而干净的大学吗？如果没有，你又怎么能奢求他们不丧失自己的立场。

默认，或是可怕的承认，他们寻找到许多的理由与借口为自己开拓，就像我不承认我是知识分子，我就没有理由去必须承受一些东西一样。他们荒唐的借口，引起了工人与农民的愤怒，平民的眼睛，给予他们的自身足够的反省时间，总有一天能识破他们——知识分子身上的道貌岸然，知识分子的堕落是因为他们的不争气而导致的，人们的判断与批判能力也无时不在成长着。

他们所有的目光汇聚在一起，就构成历史评判的准绳：可以衡量一切的高尚与卑劣。

A、怀疑精神的丧失

不是知识分子自作多情吗？纷纷投靠不同的政党或同一政党之内的不同利益集团，在那些称作集体的小团体中，他们获得安全感，同时无法排除危机感，服务不够好，随时有被抛弃的可能，来自其他利益集团的威胁。他们很少怀疑制度，而多半怀疑自身，投靠的主子是否有足够的利益潜力，这就决定他们呆在某个利益、权力区间的时间长短。

认识不到民众的力量，过于相信自己，尾巴时而不时的翘起，可以说是骄傲，也可以说是向主子表忠心，以博得好感。当今大学里的教授博导们，有几多愿意走出高楼大厦到民间去走一走，看一看，实地调查，而不是游山玩水。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坠落在低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可是我们那些不争气的东西，早已被当局收买，心安理得的做起国内人民的汉奸，害民的同时，又失去自己。对基层缺乏足够的认识，而又热衷于另外的一种称呼——他们是代表基层民众的利益，他们强奸民意，自以为是的他们有能力代表人民的利益，尽管这些形式与做作都很体面，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读懂他们用“学术论文”的模子印出来的垃圾文字。

他们怀疑别人的能力总是大于怀疑自我的能力，他们缺少绝望感与自省精神，这种感觉可以折磨，过滤他们内心的杂质，但是他们拒绝在阳光下爆晒自己的心灵，以及许多的卑劣与阴影。

他们以众多的文字来证明自己的狂妄自信：他们清白、高尚，他们的奉献，可是他为我们的老百姓奉献过什么？不是一腔热血，而是一堆垃圾。

怀疑能力的丧失，是知识分子死亡或堕落的第二个标志。集体性可以看出，但现在成为个体行为，也无法逃出民众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