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两千多年前，当这声低沉的呼喊在那个地中海岛国有力地响起时，雅典人终于明确地知道了自己属人的位格。与后世的马基雅维里将政治归结为一种权术不同，在注重德性的古典时代，政治拥有高贵的品性。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政治的最高主题是有意义的生活，即幸福。我们从事政治行动的过程，也正是寻找幸福的过程。

这里的“政治”并非什么神秘的东西，究其本义，它不过是雅典人对所居城邦里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而已。它把雅典人从对自然和个人生活的沉迷中拉回到现实生活，对人人有份的公共事务投之以惊鸿一瞥，政治行为就在对“公共性”这不经意的一瞥中悄然登场。公共性作为政治的核心品性，只能通过公共空间与语言这两个因素得以现实化。当苏格拉底在大街上喋喋不休地“败坏”青年人的时候，抑或是在民主法庭上慷慨陈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实际上都是在自己精心选择过的公共空间里对民众发表个人意见。我宁愿把这看作苏格拉底之死留下的启示：一旦语言与公共空间结合，公民的意见能够被视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真政治的肇端就离我们不远了。

作为闻名于各大中文网站的公共意见分子，我的两个朋友石勇和陈壁生在一套名为“国是”的文丛中，用两本充满思想火花的小册子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国”者，今日之城邦也；“是”者，公共事务也——与当年苏格拉底的热忱相似，这两个年轻人有着同样不安分的灵魂，但不同的是，他们把发表意见的空间从熙熙攘攘的大街移到了虚拟的赛伯世界。他们虽然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但由于知识谱系的差异，却体现出不同的路径与姿态。

天才预言家乔治?奥威尔在其小说《一九八四》里展示了人在面对无孔不入的权力时的无力感，而彼得?威尔则用他的电影《楚门的世界》提醒我们不要忽略了资本对社会个体的强大控制力。面对着温斯顿的世界与楚门的世界构成的交叠空间，石勇取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镇法兰克福学派，选择了“大拒绝”的批判立场，成为马克思众多幽灵中的一个。作者自言常常感到内心的价值理念在冥冥之中的召唤（calling），这就决定了这里的批判不仅仅是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更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批判对于他而言，兼具思想与道德的双重维度，已经成为一种安身立命的方式。

石勇的社会文化批判，无论从理论来源上还是思维方式上，无不浸染了美因河畔那个城市的气息。在法兰克福学派众多的马克思后裔中，他从马尔库塞身上继承了边缘人拒绝普遍话语的坚定信念，以及弗洛姆将心理分析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的具体路径。他毫不掩饰地在自己的文章中将他们伟大的人格与思想融合到自己的叙说当中，以至于不止一个朋友批评过他是在以西方的眼光打量中国问题。但是透过文字的皮相，仔细阅读他的文章，感受着他在为社会公正而强烈呼唤、对土地私有化进行哲学审视时的痛若切肤，不难发现他其实是在“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他的问题意识始终没有离开过这块经济正在急剧发展，亟待政治成熟的土地。这也是韦伯在近一个世纪以前警告过德国人民，却不幸遭到忽略以至引发了“德国的浩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