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记忆的后门
后门文化

我的记忆属于后门。

回忆需要从后门——而不是前门——开始。大学的后门就是大学记忆的策源地，那里隐藏着一个大学的精神秘密。我甚至坚信，一所好的大学首先得有一个好的后门。

上个世纪的80年代至90年代的华师大就有这么一个神奇后门。围绕着它所形成的一种奇特的“后门文化”，是我们理解华东师大这所令人怀念的学校的魅力所在。它与前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今天的华东师大有一个器宇轩昂的前门，宏大，高耸，而且堂皇。这正符合它所要向人们昭示的一切：它提醒着学校的气派和严肃性。现在正门前还有高架路，有一个主要的街道，某种程度上是被赋予了交通要塞性质的正门，此时就与这个城市构成了一种正面的关联。前门是学校的正面形象，它更多地属于学校当局，属于行政权力机构，所以它才需要冠冕堂皇，才会有日后为通行权利问题而引发的“校门风波”。而后门，则是属于广大学生自己的。

后门通向一条小街——枣阳路，其终端是长风公园。在一般的上海市区地图上，这条小街上只有一段没有名字的白线，仿佛这座城市赘生的一段阑尾。而我们的存在使他经常发炎。我们在那喝酒，闲聊。一瓶啤酒，一碟盐水花生就足以让我们打发小半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用饭菜票付账。只有在这种酒店里，学校食堂的饭菜票才会通用。有一次，我们拎了一塑料袋的硬币，全是那种分币，哗啦啦倒在柜台上付账。老板无奈地嘟着嘴，慢慢地数着。

对于我们而言，后门永远是敞开的，这与监护严格的正门形成对照。后门的开或关，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太大意义，通宵营业的小店要招待半夜爬墙过来的学生。能否熟练地翻越那道铁门，几乎是检验是否为华东师大学生的测试题。爬门已构成了我们校园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构成我们与学校之间异常关系的象征。

后门文化也成了我们校园生活的物质化的一面。后门最重要的特征是杂乱无章。破败的小店，杂乱的地摊，胡乱吆喝的小贩，漫无目的的游荡者……贫穷的大学生口袋空空，却乐于在这里游荡，使得整个后门显得拥挤而又热闹非凡。尤其是在黄昏课余时，那里的拥挤程度不亚于南京路。贫穷的学生们以自己空荡荡的口袋跟这座物质发达的城市之间构成了一种直接而又简单的联系。因此，在后门的街道上形成了与其实质极不相称的畸形的繁华。

小酒馆里的“波希米亚人”

后门还提供另一种机会，那就是你在那里会碰到各样的人。在通常情况下见不着的人，很可能都会在那里遇见。

在后门的“台湾风味”面馆，总会遇到一群吵吵嚷嚷的家伙，他们是夏雨诗社的诗人们。这些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口里念叨着“贫乏时代，诗人何为”的咒语，在丽娃河畔游荡，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嚎叫派”是他们的宗师。他们确实爱嚎叫，嚎叫着读诗，嚎叫着唱歌，嚎叫着在女生宿舍楼下呼喊“小丹”、“小雯”什么的。

华东师大曾经是当代先锋诗歌的圣地之一，同时也是“文化盲流”的集散地。诗人宋琳等人办过一份民间诗刊，就叫做《盲流》。留校的青年教师宋琳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经常看见一群年轻学生跟在宋琳的身后，在后门的小酒馆里神出鬼没。其间时常夹杂着一些身份不明，举止落拓的陌生人。诗社和文学社成员的宿舍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一阵敲门声。开门看时，便看见门口站着一位陌生人，乱蓬蓬的长发，邋里邋遢的黄军装，神情诡异，目光阴沉。开口便说：我叫××，是×××（诗人）的朋友。说着，便从破烂的军用书包里掏出一叠纸，说，这是我的诗。主人接过一摞杂七杂八的纸，略为翻阅过后，当即叫道：走，后门喝酒去！一通胡喝海吹，东倒西歪地回去，这位外省某偏僻乡间流浪过来的诗人，也就成了宿舍额外的成员。住上十天半月也是常有的事。偶尔也有某个家伙 一直赖着不走，吃完了大家的饭菜票还要借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把他介绍到外校诗社去。至于这位可怜而又可嫌的“波希米亚人”的最终下落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就是1980年代的精神气质：酒、激情、流浪和穷愁潦倒，一种彻底的“波希米亚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