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同济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这个简单的陈述句用到两个时间表达式：“2007年”和“百年”，它们一前一后夹住“同济大学”，似乎是规定后者的时间坐标。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由此时间坐标的规定性而来，我们在这里将要考察的“何谓大学”问题就决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必定是具体的历史问题，甚至也不可避免地是地理问题。

首先，“2007年”，这是一个省略的说法，其全称为“耶稣基督纪元2007年”，或者严格按其拉丁文原意应该译作“主之年2007年”（2007 A.D.） 。这种纪元方法在现代汉语中被不加思索地误称为“公元”：一个无法翻译回西方语文的奇怪词语。与其它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词语一样，这个奇怪的词语标识着现代汉语文化的诸多奇怪特征。这些奇怪特征预示着：由它所标识的年代必将是短暂的和过渡性的年代。这个年代的过渡特征充分地展开在第二个时间表达式“百年”和它所铭记的历史之中。

但无论如何，“百年”在我们眼下的语境中成为一个“庆典”。本文开篇陈述句的最后一个词“校庆”给予今日大学解义尝试的时间指令尤其在于：今天，当此节庆之际，大学将如何重新开端？无论如何，这个节庆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它是过去历史的结果，它是未来历史的开端，它在眼下尤其是我们这些躬逢盛典的同济人承前启后的节点。我们只有承担起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我们才真正进入同济大学的历史，融入大学的生命，与大学同在。

通过同济大学百年历史来看中国大学的日新生命

大学是有生命的。同济大学的生命即将迎来她的百年华诞。在世界大学历史上，百年是年青的生命。但对于现代中国的大学来说，这纵然年青的生命却经历了千年的辉煌与沧桑。对于任何一所现代中国大学来说，百年校庆要记取的绝不仅仅是百年的历史，而且必定是千年的辉煌与沧桑；百年校庆要展望的也绝不仅仅是百年的前景，而且必定是千年的未来。这是因为：年青的现代中国大学，她的年青非比单纯意义上的年幼；现代中国大学的年青，这是一个健硕古老的文明-文化体自我更新意义上的年青。这是年青，而非年轻。

大学的生命即是文化日新的生命。在文明-文化体的创辟、传承和自我更新方面，大学承担着本质使命。年复一年走进大学复又走出大学的，是人类生命代谢中最鲜活搏动的血液。他们是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刚刚成年，从家庭的庇护空间走出；但他们尚未进入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大学于是承担着为人类的公共生活培养公民的任务。而文化，就其源初意义而言原本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培养教化。而在培养教化中，作为培养对象的青年人又反过来以生命的投入复活了文化，更新了文化。大学于是成为人类生活的心脏，它以其不息的搏动实现着人与文的交换，新与旧的更生。百年校庆就是这样一个更生的节点，正因此它才成为一个节日，一个重新诞生意义上的历史时刻。

同济大学百年的历史是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缩影。中国这个伟大的文明-文化体在近代百年之中经历了痛苦的蜕变。在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力的振兴之后，今天的人们已不再从急功近利的目的出发来看待文化建设问题，即不再以一种缺乏教养的态度来怨恨古典文化阻碍了发展。相反，整个社会正在呈现一派文化复兴的吉祥瑞兆。当然，目前发生的这个复兴不是任何狭隘民族文化的复兴，而是所有人类优秀文化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创生性融会。这场融会发生在我们凑巧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和国家，这是有生者的幸运。

百年前的同济诞生在这场创生性融会的艰难开端。起初作为德国医生开设的医学堂，同济成为西学救国的本质隐喻。生在上海：这又是不可替代的近代中国喻意城市。抗日战争期间，同济一如许多中国高校和人民，经历了辗转跋涉的西迁。犹如长征，这一深入农村和内地的迂回，让泊来的文化接受了土地的洗礼。而当这所学校重新回到新中国的上海，他才得以第一次在面朝大海的土地上立定脚跟，以主动的姿态回拥大海。于是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才得以回过头来书写历史，把当初的德文医学堂定位在一场主动的文化融会事业而非被动的文化殖民事业的起点。

在同济百年的前半个世纪中，每个十年庆典都伴随着这个国家的忧乐起伏。1917年同济建校十年。在这一年发生了事关同济生死存亡的“三?一七”事件：由于德国在一战中战败，上海法租界捕房巡警于1917年3月17日荷枪实弹，包围同济，强令解散学校，限令全校师生必须于当日下午7时前离校。那是一个雨天，细雨中多少无援的呼告。这是同济校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这场危机的实质是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自由危机。建在这个国家土地上的一所学校，竟然要由两个外国来决定她的存亡。但也正是这场危机带来同济人的第一次自我拷问：我们是谁？也正是这场危机促使华人校董全面接管同济，翻开了同济校史的新章。新同济从法租界迁址吴淞，从梁启超那里借调中国公学校舍。中国公学，在此似乎是一个不无意义的名字？百年同济必须铭记这些日子和名字。

1927年，也就是这所大学的第二个十年，同济人迎来了史上最值得庆祝的时刻之一：在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大力支持下，同济于这一年正式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至此，十年前的危机，连同1917至1927年间的种种艰难困苦（曾三度因财政困难而致校长辞职），方才真正得以渡过。

然而，又正好是十年之后，这所大学再次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共赴国难。1937年开始的逃亡将不只是市内的迁址，而是万水千山的跋涉。这是脱胎换骨的一次磨炼。在这次磨炼中，也只有经过这次磨炼，同济方才与这个民族一起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赢得了自由屹立。百年同济，让我们在这个庆典之日记住这些中国土地上的名字，她们曾先后留下同济人坚强不屈的足迹：金华、赣州、吉安、八步、昆明、李庄、宜宾。

1947年，正值第四个十年，这所大学在经历了十年辗转迁徙之后终于可以回到故土。满怀着凯旋的喜悦，一艘名叫“同乐号”的轮船顺江而东。然而就在这一年的3月17日（又是一个3.17），这艘满载各类校资的重庆同济轮船公司的轮船触礁沉没。这也许是同济这艘大船在获得她的新生之前的最后一次磨难？自此之后，同济人重整风帆，同舟共济，迎来了今天的百年校庆。如今，在这艘大船之上，一所综合大学所应具备的各大主要院、系、专业济济一堂，同创伟业，带来了史上最繁荣兴盛的发展气象。

是的，同舟共济。这个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中文成语如今成为同济大学的校徽所象征的精神。它解释着同济这个名字的中文意义。这个意义既是这个名字在汉语中的重生（据说同济最初得名于Deutsch的谐音），又是她赢得此一重生所经由的历史之写照，以及这一历史所依托的精神。

在中文典籍中，同济之名源出于《孙子（兵法）?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不无巧合的是，孙子此处谈及的地理，正是如今这所大学所在的地方：吴越之间。孙子告诫说，在包孕吴越的震泽（太湖）风浪之中，两国应当同舟共济。孙子有此眼光，因为孙子不属于吴越。孙子奔吴，所来自齐，但他也不属于齐。孙子属于“中国”。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并非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原本意义上的“中国”乃是天下。以天下观之，孙子所论之吴越虽小，其义则大；以天下观之，今人所谈之世界各国，有列国而无世界，其地虽大，其义则小。

近代历史的苦难把“中国”的概念改造成一个民族国家，但也正是对这一苦难的扬弃造就了这个民族国家的世界性：超越民族的普遍性。中国是西方民族列国殖民所及的最后一个文明大国。对这个文明大国的殖民及其失败必将反过来改变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法理基础。因此，新中国之诞生，非比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之诞生；新中国之诞生，乃是新世界之诞生。如今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如中国这般既扎根于源远流长的自主文化传统，又如此赋有面向世界的敞开胸襟。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有如中国现在的大学这般热烈学习外国语言、文化和科学知识，同时这些学生又绝不是来自素无文化的撮尔小国。一个文明大国，如今她的青年学子绝无自闭之虞，勤奋学习世界优秀文化，对西方的了解远胜于一般西方青年对于中国的了解，其前途未可限量。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赢得她的民族独立之后正逐渐恢复其超越民族眼界的普世文明意义。吴越之间的同舟共济正在走向世界大洋的同舟共济。东方震泽之船正在经由长江，驶向大海。

现代中国大学将在此世界性同舟共济的航行中起到关键作用，因为现代中国的世界属性将体现于现代中国大学的大学属性。大学，这个新生不久的现代中文词语，如今既不是university的翻译，也不是中国古代太学建制的延续和重复。“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这既然是一条大道，那么它的生命便在于它的日新之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在健动不息的乾乾大化之中。大学以能化而成其大，文化以大学而成其化。大学，这个新生的现代中文词语正在成为一个孟子所谓“大而化之之谓圣”的词语。在既非单方面的university亦非片面的太学传统所能统摄的未来“大学”文化中，大学必将大而化之，化成天下大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礼运大同的世界理想简洁而完美地启示了中国之世界性与大学之大学性的共属一体性。从此共属一体性而来，我们也许可以说：同济大学之同，即同济大学之大；同济大学之大，即同济大学之同。何谓大学？这或许是同济大学这所独一无二的现代中国大学，在她的百年诞辰之际，以她的名字所道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