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徘徊于湖大的自卑亭前，不止一遍思睹自卑亭上的《礼记·中庸》的那一段话：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由大一初读时的不解与困惑，到现在目不见而能铭记于心，时时玩味之，又能如同读圣贤之书一般，透过“君子之道”而窥古仁人之心、究得失之理，心领神会，怡然而自得矣。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和合文化也是一种伦理文化，道德伦理观念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古代人们按照儒家伦理的要求实践着自己的成德之路，并凭着对儒家伦理的学习和实践而谋取功名利禄，即所谓的“学而优则仕”。

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入，儒家道德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被边缘化。而儒家思想浓重的日本韩国，社会发展日益腾飞。对于这一现象，许多人把当代中国人道德精神的衰微归结为一个世纪以来知识阶层对儒家道德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因而试图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再度诠释和弘扬来恢复儒家道德在民族文化和伦理道德中的主导地位。

孔子的道德思想可以表述为“成圣之学”，即如何使一个人变成君子，以一种理想的人格——中庸之道——作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儒家道德思想的全部内容和思维方式都是围绕着成圣之路展开的。在儒家思想中，能够负载儒家的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的现实主体就是君子。在《论语》中，孔子虽然经常表达出对圣人的仰慕之情，但他更多地是把君子人格作为生活的楷模和实践的目标来教育自己的学生。他经常将君子与小人对举，以表明自己的价值倾向和道德追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圣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圣人固然是实践儒家最高道德理想的人，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应按照君子的标准来实践儒家的道德，逐渐地向着成圣之路趋近。

在孔子生活时代，“君子”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的通称，所以君子这个概念自始就是一种身份概念。《诗经》有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因此，在现代一些学者看来，孔子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界限，使君子这个称谓由身份概念转变为道德概念和文化概念。

这又是我想起了“子”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演变和发展。起初，“子”是一种贵族的尊称，因为我们知道，商朝是以“玄鸟”作为其部落的图腾崇拜的对象，“玄鸟”即燕子，又简称“子”。因此“子”就成了商朝贵族的称呼，如箕子，微子就是如此。后来又由于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着较高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譬如箕子就是如此，“子”的概念又演变成了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对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人的尊称。再到后来，春秋战国时期又演变成对有一定学术造诣的人的尊称，如孔子。

中国道德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道德要求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所有的规范均依身份而定。其中既包括了对身份等级的确认与肯定，也包含了相关的道德要求。身份构成道德的前提，道德是对身份的确认和维护，两者相辅相承。如中国的天人感应学说更是要求处于人之极位的君主具备相当的道德修养和治国水准，否则上天就会降下灾异，甚至君主要受到上天的处罚。就算在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普通的民众要求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的同时，希望他们在道德上也能对国民起到引导和表率的作用，尽管有时候我们的领导人会有某些重要的过失，然而在我们民众的内心深处，仍然不自觉地维护着他的形象甚至仍然把它放在心中至高的位置，比如说已逝世的毛泽东。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建立了新中国，另一个便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然而就是在这两件事中，一个全对，而另一个却全错，甚至错到足以掩盖他的功绩的地步，但是在现在的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我们的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的腔调依然没有改变，毛泽东在走下神坛之后的几十年间又正在逐步走向神坛，这也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它表现为：一方面，旧的等级秩序以及附着于这一秩序的行为规范已不再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越是出身低层的人越是渴望享有在传统等级制度下不能享有的特权，以显示自己所获得的权力和地位。“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等就充分说明了这种现象。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第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