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详细分析孔子在使用“君子”这个概念时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出，君子作为一种身份概念在孔子那里是始终一贯的。孔子固然赋予君子这一称呼以更多的道德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君子概念所固有的等级内容的否定，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重新确立了君子在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君子在孔子那里首先是身份概念，其次才是道德概念。孔子心目中的道德只能是“君子之德”，即代表贵族阶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礼仪传统和行为规范，而不可能是体现一般人价值倾向和利益要求的普遍性道德。但是有着孔子所谓的“君子”的等级地位的人，理应也具有孔子所谓的“君子”之德才对，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的运作中，却实在很难实践。因为在人们直观地理解和认识的领域，并不是所有的出于君子之位的人能够很好地实践君子之德，甚至现实会往往相反，这个我们可以从孔子的前半生孜孜以求地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无人采纳从而“惶惶乎如丧家之犬”中可略见一斑。孔子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游说的可都是各诸侯国的国君，他的的社会地位和所应起到的社会作用足以印证他们的君子之位理所当然地成立，然而却是孔子本人亲自破坏了他的理想和学说，即他们没能像孔子所设想的一样遵行君子之道，不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相互征战，扩展疆土。这就隐性地显现了君子概念中的身份层次与道德层次的脱离，这就不自觉地成为儒家思想在现实社会中实践的一个有力反讽。

这里我又想起儒家之“内圣外王”之学说,所谓“内圣外王”即是指：君子内心修养达到儒家所谓的“圣”的层次，而外则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应该说这种思想当以孔子提出的修己安人说为滥觞和雏形，然实际上内圣的人不可能达到外王，外王之人也不可能达到内圣。孔子在当时春秋时期就已经享有盛名，就其所整理的古籍和提出的学说，在就其所达到的道德境界，应该说应达到内圣的境界，然而却没有一个诸侯国愿意真正采取他的主张来治国，往往是阳奉阴违者颇多，从而使他无从达到外王的层次。因为古代君国一体的社会，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必须借助于君主之力，得到君主的重用才能得以施展和实现，否则要么退而修其身，像晚年的孔子，要么执著于现实的碰撞而至于死，如屈原。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往往是失意者居多，而真正能施展自己满腔抱负而有所作为的则是凤毛麟角。这种儒家道德理想的君子之道的现实遭遇，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反映了儒家自身理想人格的破裂，任何一个学说与学派都无法克服其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而与现实完美地融合。这也告诉我们对真正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追求与探索当博采各家之长，左右逢源才是。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仁义的观点固然占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也理所当然地纳入到君子的内涵之中。君子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方可说遵循了儒家的忠恕之道。然而先秦儒家的创始者们并没有把君子的忠恕之道仅仅停留在理论的阐发与系统化上，而是相当重视实践的运用与成效。如孔子曾经说过类似的一句话：“诵诗三百，授之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宋代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程子更是道:读论语，又读了全然无事者，又读了后，其中的一两句而喜者，又读了后知好之者，又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因此在儒家看来，对于君子之道全然心悟，而后用之于政达、应对四方才是根本。然而这个儒家苦心经营的学说却被道家的庄子贬得一文不值，庄子认为：儒家所提倡的君子的仁义观并非真正的仁义，乃是一种内藏功利之心的仁义，是一种假仁假义，而庄子所提倡的是一种大仁大义——超越功利之心。儿童是相对于儒家的仁人君子的概念范畴，庄子提出了“真人”“至人”“神人”的概念，并进一步阐述道：“真人无己，至人无功，神人无名。”这样从追求的理性人格的层次与境界上，道家不知比儒家高了多少倍。因此就在儒家学说正在初步形成的同时，其最终归宿问题的表述就受到了道家的严重威胁和挑战，被儒家描绘得高乎其高的君子形象在道家的“真人至人神人”面前就显得相形见绌。然而就我的理解来看，倒是儒家的君子形象在现实中跟容易受到普通民众的倾爱一些，因为道家的“真人至人神人”的概念就算是有一定修养的文人士大夫也难以望其项背，更不要说是普通的老百姓了。

孔子之所以经常从道德角度来评价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别，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使君子与小人成为不同道德境界的人格象征，更是为了突出君子身份的优越地位，以确证等级秩序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毕竟，孔子的理想社会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的有道之世。因此，纵然孔子的君子之道有着众多的时代局限，但在当下社会，对人的修养、国家的建设和民族文化品格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关键我们的国人有着对民族传统文化扬弃的胸襟和拿来主义的气魄。如果真能这样，那么我们民族的真正的复兴也就不远了！

宏毅：原名吴春光，湖南大学文学院2003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