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以汉语写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书”是多么必要，又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让现代汉语说哲学，让哲学说汉语，说出哲学的新的可能性、另一种样式，这就避开了哲学终结和中国是否有哲学的很多不适当的问题，而让现代汉语真正的思想起来——进入思想的事情——是可能的吗？夏可君的新著《感通的思想——〈论语〉之变异的传释》为我们尝试了这样的可能性。

《感通的思想》这部著作在写作结构上分为两个部分：前一半是对《论语》的讲解，夏可君称为“讲习录”，一方面这些文字是给学生上课即与学生相互交流的成果，另一方面作者似乎要恢复古典汉语思想传达的余韵，当然也是对《论语》对话方式的创造性回应，“讲习录”——如同夏可君自己所言：“是一种古老的思想手艺活，一种‘零碎敲打’的原始技艺，可能源于汉语传统的书院和讲习所的素朴讲授方式，而现在，则可能有些接近西方演讲修辞术的讲课稿了，甚至还有些近似于某种秘写术的书写讲经方式，可能也是作者本人也不知道的某种变异的书写方式呢。”在讲习中，著者具体分析了《论语》中孔夫子的一些语段，对这些语段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分析——这体现了作者思考的严格性：“连一个语气词都不放过”！甚至对现代人容易想当然加上的标点符号（何谓标点，为什么要标点，标点的哲学意义本书都有所思考），作者都有严肃的思考。就这些段落看，作者并没有从传统的一些重要的哲学语汇如“仁，中庸”等进入，而是深入思考了汉语思想的核心“礼”——而且还原为身体的姿态和血气，夏可君的解释结合了《论语》和《三礼》，因而扬弃了很多的前见，避开了现代新儒学过于玄学的特点，以及在西方文化压力下没有勇气面对“礼乐”以及“孝道”的弱点，同时也没有以西方的某种思想来格义比附（而这是当前解释汉语古代思想的通病）或格式化汉语传统思想，避免了被西方思想所复制，因而，当礼仪姿态、身体气血这些语词被重新强调时，夏可君就为我们——“还原了汉语语词发生时的原初经验”！夏可君的讲解深入了文本脉络——字字上小心停顿，字字上查考古代经学家们的注释，字字上耐心斟酌，字字上展现思想的美妙舞蹈，而且解释得生动有趣——如同绘画中的气韵生动的笔法——夏可君使用了很多汉语传统书写的手法和笔法（比如对古代语词单名不可避免的“兼名化”的解释——增字法、减字法和本字法的方法所带来的问题），夏可君参考吸收了传统各个时代对《论语》不同解释的优点，他自己对很多语句的解读非常深入、富有创意，比如对孔子自传式的“我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的解释第一次让我们注意到孔夫子每一次生命的变易，都是把“年岁”（十五，三十等）和身体的“部位”（学之端正，脚之立，耳之听命，心之法则等）结合自我陈述的，这样，夏可君的阅读为我们揭示了这之间的奇妙关联，从而也发现了汉语思想对“时间”的独特经验。同时，夏可君的很多解释试图彻底为我们还原孔夫子面对境况时的那个原初场景的意趣——这几乎是所有的传统解释都没有去展现的，这些情景中的孔子没有一个是相同的，比如，有时孔子是君子或丈夫（分析“唯女子和小人为难养也”之时），有时是面对严峻的困难时学生眼中的不同面相的孔子，等等，孔子在每一个情景中都有自己的面孔和调色出来的“面容”，对“孔子文德之命”在传统文本中的无尽展现，以及对孔子“玉面”书写的发现（比如分析《阳货篇》中孔子和阳虎的会面及其对彼此的变容的描绘）——都体现了浓郁的汉语思想特色。

后一半则是对西方思想的研究，既包括对《论语》讲习的“通讲”，即对汉语思想变易的规则和可能的变化在元哲学或思想的层面上给出了总体的思考，也包括西方思想对“隔离”或“间隔”的思考。这个部分的写作带有明显的解构的痕迹，贯通了西方思想家对一些关键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最新的研究，对死亡，对礼物给予和触感触摸的思考也是在现代汉语的双重书写中展开的，因而这个部分的写作绝不仅仅是对西方思想的介绍，而是创造性的回应，在汉语写作中变异西方思想，同时也使汉语本身被变异——这尤为表现在汉语的“感通”思想与西方“触感”思想的交错与交会上。夏可君的写作决不是现成性的，而是在面对各自的危难时，创造性地彼此转换，一直在未知中冒险。于是，“感通的思想”转变为“变异的思想”。“感通”也不是什么最后的词，因为，“变异”要求思想者本人，要求他的写作也必须不停息地变异。

德勒兹曾经在《何谓哲学》的晚年著作中说道，哲学就是概念的创造，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必须具备几个基本的要素：首先，有自己创造的“唯一词”（比如笛卡儿的自我，柏拉图的理念，海德格尔的存在），而夏可君提出的“感通”这个词是汉语传统思想一直还没有彻底思考的，而且不同于传统的地方在于，这个词同时也来自对西方“触感”思想的回应；其次，有这个概念产生的“内在平面”（即这个语词产生的内在哲学史的平面的转换），夏可君通过思考感通，通过对传统各个年代的不同解释方式的吸收和反省，深化了传统对“礼仪”、“孝”和“血气”这些词的理解，从而重新打开了思考汉语思想的可能性；最后，有自己的“概念人物”（比如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尼采的狄奥利索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等），因为概念必须体现为生命，夏可君思考了孔子作为君子的形象，尤其是这个形象作为面容变容的可能性，最后还隐秘地体现在书写这本著作的那个神秘的“说书人”的形象上。

具体说，这本《感通的思想》，有着如下几个思想的要点：

第一，思想的发生都是在面对危难，如同希腊对爱比米休斯遗忘的拯救形成了柏拉图的灵魂记忆的哲学，夏可君通过思考《国语?楚语》中的“绝地天通”的历史事件和庄子《应帝王》篇中的混沌之喻的卮言写作，揭示了中国文化或思想的内在张力，即在如何面对生命和天地的隔离，而形成了特有的“感通的思想”。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在后来的演变中，在主权的争夺上过于强调“通（tong，同）”以及“变通”的可能，反而丧失了变化的权能气概！而且，尤其当“通”与“一”等同——“同”或“同化”成为了文化的底色和主导动机了，这在现代性的转化中尤为明显，以至于不能面对自身转变的困难和危难。在我们这个世界化或全球化的时代，问题已经更加严重，一旦我们丧失了变化的主权，对“一”的追求就实际上是片面求同了。因而如何重新尊重“隔离”，“间隔”，而不是贬低隔离，是夏可君的《论语》解释和变异的思想所着力思考的。当然，该书对西方思想的书写既是分别考察西方本身对间隔的重新发现，也是为汉语思想思考这个间隔的界分的意义提供了机会或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