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的诗歌领域，有两位德高望重的跨世纪诗歌老人。一位是七月派代表诗人彭燕郊，另一位是诗歌批评家李元洛。在诗歌理论界，又有“北谢南李”之称，北谢指北大的谢冕，南李指毕业于北师大而居住在湖南的李元洛。我们在中学课本上读过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这些形象生动的诗句激发了两岸同胞的思乡之情和对祖国早日统一的愿望。而李元洛老师正是最早在大陆引荐这首诗歌的批评家之一。

当我们1月5日赶到金帆小区时，想不到李老师夫人说不轻易得病的他患了重感冒，已经卧榻好几天了，正在床上接受治疗。一小时后当他听到我们已经赶到他家时，他硬是带着重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还连连说“抱歉”，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位老前辈的坚强毅力和对我们后辈的关爱。

枕戈（以下简称枕）：您正好生于抗战爆发的第一年，巧啊，有道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请问在那个山河破碎的时代，您是如何接触文学的？还有哪个时代关于抗战的记忆吗？

李元洛（以下简称李）：我本湖南长沙人，但生在洛阳，所以叫作元洛。从记事起，就一直在搬家，逃难，后来逃回老家长沙，经常到你们湖大那边玩。你们湖大的岳麓书院和老图书馆就遭到了飞机猛烈的轰炸，只剩下几根石柱。所以对日本人恨透了。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真是举国欢庆啊。当时我在常德汉寿念三年级一期，城里24小时鞭炮声不断，所有小学生都提着红灯笼上街游行庆祝胜利，一片灯的海洋，心里那叫由衷的高兴。父亲还作了一首诗歌：声声炮竹沸府城，闻缚苍龙喜不胜。扶醉窗前还伫立，错将星斗当花灯。

父亲是位诗人，在他的熏陶下，我很小的时候就读了许多诗歌，尤其喜欢唐诗。但自己写诗就比较晚，不敢动笔，呵呵。还记得那次随父亲一起到岳麓书院，那时水大湖多，连你们今天的操场那地方都是水，一片茫茫，一下子就激起了兴致，我脱口而出：“湘江滚滚湖滔滔。”虽然连下文都没有，但小孩子嘛，就这么一句已着实得意。可好不容易得来一句，父亲听到后，却一顿猛批：“湘江是水，湖也是水，滚滚是说水大，滔滔又是说水大，你整句话无非就说水大水大，重复这么多做什么？又有什么意义？冗文！”实在是打击人。后来另一次，我写了首诗，其中有两句：“碧苔围宝座，佛面绕珠丝。”父亲看了，仍是不满意：“你写得怎么没个长进？这样也配叫诗？”边说边提笔“唰唰”改作：“碧苔侵宝座，佛面挂蛛丝。”只改了两个字，境界立即不同。自此之后，我下笔总是三思再三思，所以父亲其实是我创作的第一位老师。

枕：想不到您和我们的老湖大也有很深的缘分啊。最近有部《恰同学少年》的电视剧，很火，讲的是毛主席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故事。听说您当年也就读于第一师范，能讲讲您念师范时的那段时光吗？

李：我从小文史哲成绩特好，而数理化常不及格。念湖南第一师范是因为以后想当专门教文科的小学教师，可以不用学数理化。谁知进了一师后才知道，不管你将来教什么，数理化都必须要学。这下我头大了，就为这数理化还留了一级。但留级之后还是不及格，三科没一门及格的。（记者插话：您是比钱钟书还钱钟书呵）校长火了（时任校长周士钊先生，岳麓书院赫曦台上题有他和毛主席的诗），周先生亲自在全校大会上宣布：给予李元洛同学开除警告处分，除非下次数理化中至少一门及格，否则不能继续上学！期末考试成绩出来，我的文史哲又都是高分，数理化又是都不及格。这书眼看就念不成了，怎么办呢？说到这得感谢我的教语文的班主任赵老师——他的父亲是清朝最后一个翰林，他本人古文造诣也相当深——他偷偷找到我的数学老师，说李元洛这孩子作文写得很好很难得辍学太可惜了不如你给他打个及格吧。我的数学老师刘老师也比较通达，就把我的卷子改成三分（当时实行五分制）。这样我三科中总算有一科及格了才继续上学。

枕：大学有着非常美好的时光，是人们向往的神圣殿堂，能回忆下您那时候的生活吗？那时候您就读的北师大，可谓名师云集。能讲讲那时候哪些老师对您产生过很深刻的影响吗？

李：正因为留了一级，我才能考上北师大。到了我毕业的那年，突然政策调整，中等师范的可以直接报考大学。当时有三个选择：湖南师大，华中师大，北京师大。出于对首都的向往，我三个志愿一股脑全填了北师大。不知你们现在作文怎么出题？那时习惯于出很大很空的题目，高考卷子发下来题目是：生活在幸福的年代。怎么写呢？想起刚看的一张报纸，有条宝成铁路通车的消息。就写它吧，作文开头第一句是这样的：宝成铁路通车了！喜气洋洋的春风将这好消息吹遍了中国……结果拿了满分，就这样进了大学，正如你所说，北师大的确是名师荟萃。记得当时教语言学的是黎锦熙、讲文学史的是李长之、讲外国文学的是梁复起，说《红楼梦》的是启功……此外定期举办讲座，郭小川穆木天等许多知名人士都来给上过课，文化氛围相当浓厚，身处其中当真受益匪浅。所以我那时真称得上是如饥似渴的学习，但当时已经开始反右，要打倒“白专”，不敢当人面多用功，去哪看书呢？我发现一个好地方，北海公园的一个假山洞，安静且没人管。于是周末就带上瓶水两个馒头去洞里看书，一看就是一天。居然也学到不少东西。

枕：呵呵，貌似我的大学经历和李老师您的颇有相似之处。我们发现，几乎所有解放以前出生的诗人、作家或者文化人，几乎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磨难，而您在1960-1962也曾到了青海，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北师大的才子怎么“流放”到青海呢？

李：这还是跟前面说的有联系，尽管不想惹人注目，甚至钻了几年山洞，但毕竟不能完全躲开众人的视线。结果还是被划到“白专”一派里，毕业分配时“又红又专”的同学当然就可以留北京或大城市，而我们“白专”的同学当然被分到偏远的地方。不过那时我也不太在意，虽然别人说我“白”，可感觉自己心里挺“红”的，建设祖国边疆嘛。于是我满怀豪情的三个志愿都填了青海，就到了西宁一中教书。当时西宁最低气温到过零下二十七摄氏度，还没火生，前一天的洗脚水没倒，放屋里，第二天一早就是一盆冰。当时每位老师每月只有24斤青稞面，前半年菜里从没看到过油，后半年发油了，每人每月3钱，大概是现在炒一个菜那么多吧。虽然艰苦，但“气冲牛斗”，呵呵。

64年“四清”运动开始，我已经在湘阴一中教书了，本想效仿自己的老师，好好教书育人，认真努力的结果却换来一顶“毒害学生”的帽子戴。此后就是文革，大搞劳动，批斗老师，我自然不能幸免，但还不算最严重。我的一位同学，曾当过一师学生会主席的，也被打倒了，红小兵摞起七八层高的木板凳，命令他爬到顶端，再“啪”地把底下的板凳踹倒。还有一位桃源的同学，想写一部电影剧本，被人揭发要“成名成家”，也挨了整……当时的整个氛围都是不让你学习的，虽然你们现在不包分配，比我们多了就业的压力，可是，年轻人千万别只顾着抱怨，要知道，能光明正大地读书是多么可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