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们在日程生活的交往中的戒备与疏离。这里出租房屋的华人很多，几个朋友都曾租住在华人的家里。他们曾试图与他们进行深层沟通，以了解大陆同胞在此地的生活与心态。结果发现这些人大都三缄其口，对于自己的身世背景闪烁其辞，或者闭口不谈，日常交流仅限于公事公办，或者同出购物等事宜。有一个朋友租住房屋的房东来自武汉，是一对年轻夫妇，居然从不出去工作，也几乎不会使用英语，每天就收收房租，或者去中国超市购买日常用品或食物，或者到海边或公园遛狗，其身世背景难免让人猜疑。不过，也有些华人在这里虽然衣食无忧，但感觉日复一日的衣食住行和无所事事太无聊，于是就去一些中国超市工作。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排遣孤独，而金钱早已不是其考虑所在。听一些朋友说，有一些海边豪华的别墅区，住宿着神秘的单身女人，饮食起居都神秘莫测，往往拒绝与社区邻居进行沟通，可能是担心自己的身份或背景被探知，而影响供应经济的在中国的另一方的安全。记得一个曾在UBC读博士而今转学到牛津大学的朋友曾经对我说，这里的华人世界很复杂，有部分华人恨不得“脱胎换骨”，很忌讳同胞指陈其华裔身份，甚至在很多场合否定自己的华人血统。朋友很低声地说了一句：这些中国人很贱。

那么生活在这里的技术移民过来的华人幸福吗？一个曾租住华人区的朋友告诉我，她在与那些华人的交谈中发觉，其实这些看上去很光彩的中国移民并不觉得幸福与满足。他们尽管有了各种中国所不具备的保障，比如免费的医疗，基本免费的子女教育，以及失业和养老保障等，但作为华人在这里的主流社会仍旧是“二等公民”，不太能够获得一种同等的身份感和社会认同。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华人往往是第一代移民，他们很多亲属都生活在中国，有些包括父母，而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家庭价值是首位的，是个人感情和生活意义最重要的归宿和来源。移民到温哥华后，等于把自己从一个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伦理性的亲情网络中连根拔起，人成为社会的一个原子。而这里的人际交往与中国有很大差异，人际之间都有一种若隐若现的距离，个人主义为本位的社会，重视私人的隐私等权利，在日常交往中往往难以深入交谈，也很难发展成唇齿相依的朋友关系。还有一个原因让人惊诧，一些华人抱怨这里的生活节奏太慢，日子缓慢得像在“养老等死”，人们都在慢悠悠地享受生活，工作从来不是生活的主导部分。这对于很多在国内是精英的华人来说无法忍受，很多华人已经习惯了在职场打拼中展露和提升自己的价值，而一个丧失激烈角逐的社会，让他们觉得人变得仿佛爱因斯坦所贬斥的信奉“猪栏理想”的低等动物一样，活着的意义仅仅是安逸地生活。于是，有一些就回归到中国，或者转战美国等其他国家了。

学校周围有一些非常精致的小区，单门独户，每户人家都是两层楼，屋前是一片面积不大的草地，用栏杆围起来，可以栽种各种植物。很多西方人工作之余，都很享受打理这一片“自留地”，他们除草，松土，施肥，浇水，把这种园艺劳动看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来不会因为是跟泥土有关的劳动就轻贱，或者因为这种劳动无法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就不以为意。相反，一些华人在购买了类似这样的社区房屋后，觉得无法忍受这块土地所带来的各种麻烦，就请园艺工人来修剪或打理，则需要支付高昂的代价。在加拿大人工是昂贵的，政府为各种劳动（尤其是在我们看来是属于“弱势群体”的体力劳动）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若违反，工人就可以控告，房子主人就得面临高昂罚款。对于一个有着漫长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儒家传统的中国来说，上层社会从来都是轻侮体力劳动的，这也可从孔子遭到田间老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责难窥知一二。对于温哥华这些能够购买高档住房的华人来说，从事那些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简直不堪忍受，于是他们就将房前空地荡平，铺上水泥冻成光秃秃的水泥地了事，或者一些中国老头老太从日常需要出发，就叠床架屋，在房前搭建各种蔬菜“小棚”（跟“大棚”相对），栽种丝瓜、茄子等，而且疏于管理，弄得不伦不类，与小区的花园风格自然格格不入。与此同时，这些华人虽然经济宽裕，但觉得房子空旷，不如开辟很多根据地，来“群租”给留学生或其他人群，一个客厅能够隔成七八间，导致家庭成了包罗万象的“家庭旅馆”，喧哗与骚动，争吵与无序。最后，很多住在附近的其他族裔的人只能纷纷搬离，在一些财大气粗的华人的攻势下，华人势力范围就以这种方式迅速扩张，成为授人以柄的谈资或笑话。这种无孔不入、见缝插针的经济思维，自然不是习惯了悠闲生活的西方人能够理解的，由此可见，并非所有的“粗鄙文化”都是源于资源的匮乏，和利益的缺乏保障，因而值得同情的理解。一些生活无虞的华人对于财富仍旧有着疯狂的原欲，积聚金钱成为生命价值的来源，而内在的自由与心灵生命的丰富，以及精神文化的扩展，却往往被疏忽和遗忘。这样，就像在大陆一样，虽然产生了富豪阶层（且不说这个阶层的第一桶金是否合法），却永远只能在暴发户的浅表层次停留，而无从从暴发户向能够创造精神财富和高尚价值的“贵族”“和平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