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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可谓批判意识、思辩力度、历史精神兼而有之，并在美之形象的聚集中获得了统一。这组诗歌呈现为一派综合的气象，具有诗歌总集的性质，所谓气象万千，无所不包。他以他的个性气质，得到了后人这样的评价：“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亦自白始也。”

但是，真正有见地的评论者更多地把李白的《古风》与汉语诗歌的开端“风雅”关联起来，赞誉为：“风雅之嗣音，诗人之冠冕。”或者与另一位复古诗人陈子昂并列起来评价：“陈子昂悬文宗之正鹄，李白曜风雅之绝鳞。”我们以为，《诗经》作为一部诗歌总集，作为集体创作时代的代表作，可以看作是周代（部分包括周王朝陷入分裂后的春秋时代）之前的中国人的形象造型，只不过经过孔子之手的编撰，尤其是经过汉朝儒士的道德化解释，染上了一种道德的色彩，一般而言被人当作儒家的经典。但是，《诗经》内部其实充满着巨大的价值差异性，就是孔子也无能当然也没有扼杀这种差异性。“风雅”作为古代中国诗歌抒情的典范，确立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整体形象。而后人之所以把李白的《古风》与风雅联系起来，并非说李白回到了《诗经》的时代，而是说他保留和综合了他之前的人类形象，重新创造了中国人的审美典范。这是以个体才华对集体创作的挑战。比如，在《古风》中，他至少化用了孔子的形象，创造了意志强大的秦始皇形象，再现了道家变易的庄子形象，混合了楚辞翱翔天空和各种游仙的形象，继承了建安以来的战士（游侠）形象和楚骚中的香草美人形象，也用夸张的笔法再现了唐朝空前显赫的帝国声势。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人物都以“复古”的名义集合到李白的诗中。

作为一种典型形象的塑造，为了剔除过度个人化的成分，这种诗歌很少使用第一人称“主观”地抒情。所以，《诗经》使用了大量的比兴手法，以婉转寄托的方式表达情感。《古风》作为对古代形象的再现，也多使用兴寄（比兴）的手法，区别于此时此地的个体抒情。但惟有《古风》的开篇破例使用了第一人称，直接使用赋体铺陈，表明李白的心志，以显示李白在诗歌历史上的独一无二。

而作为个体审美开端创造的典范，虽然李白也在其诗歌中标举“蓬莱文章建安骨”，但“风骨”在盛唐诗人那里并没有得到急切热烈的召唤，也许经过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对风骨的诗歌实践，风骨的存有与否在盛唐诗人那里早已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可见，“风骨”针对的主要六朝到初唐诗歌的“乏骨之症”，到了盛唐，“风骨”和人的血肉肌肤早就融为一体了，骨壮肌丰是盛唐人的完整形象。后人更多从“风神”、“神韵”来显示诗歌的美之法度，一种超于整体形象之上的“神”。

历史选择李白来实现唐代的文艺复兴，而李白以他的复古诗歌复兴了古代的价值观，再现了历史人物的形象。当然，复古的诗歌也仅仅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一部分，李白为自己创造了更多的个体抒情的形象。诗歌已经融合为李白生活的全部了，李白也已经成为盛唐的化身。从李白身上，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典范——那就是审美的典范，即在审美的实践中实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伦理。在古代，中国已经产生了两种典型的生活方式，一种是儒家的道德生活，一种是道家的思辩生活。自从建安文学开启了个体的审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也足足实践了四百余年，直到唐朝才演化为一种民族性的热烈普遍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是通过审美实现个体生存的意义。

早期的李白写了一篇《大鹏赋》，从庄子《逍遥游》的鲲鹏之变而来，这只鹏象征着以个体的思辩实现精神的超越，同时这种大鹏形象已经具备了极大的审美价值。李白借用这只鹏，乃是以一种审美的方式实现个体的精神超越。而在李白的晚年，那只生气勃勃的大鸟消失了，代之以一种慷慨悲壮的自豪。而且，在他的临终诗的末尾，他再次改写了孔子的形象，就像晚年的孔子陷入穷困，这首诗歌表达了这位诗人欲图翱翔天空最终却跌落尘世的悲壮情怀，也预示着一种热烈辉煌的盛唐生活方式的结束：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乎谁为出涕。

——李白《临路歌》

枕戈：湖南大学2005级文学硕士。现为《华商》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