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小枫《拯救与逍遥》
——走出民族主义文化立场的锐性之思

引言

一直隐隐感觉当下学者文人的问题视野还没有突破民国前后知识分子所建构的文化格局。在社科方面是宪政讨论，经济学成为显学不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日益突出后，西学持续东渐的产物；在文学方面，艺术走向依然如旧，以启蒙为色彩的国民性批判写作一直踏步不前，以感伤失落表现情爱题材的都市小说随着个性解放让我们在精神失落的时代看到了下半身写作的赤裸裸的冲动，以乡土为镜像的现实主义写作因为没有对苦难的切身体验沉迷在社会动荡中的自怨自艾；而思想界已经成了可以被随便奚落的代名词。更为关键的，也许在于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更新一下自己的问题视野，难道我们真的走不出五四之后的文化格局？若有，我们是不是该把这些阳春白雪的声音输入一个通俗的管道？

　  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89年问世，我读到修订本的时候已经是02年。这本书对我的启发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从中找到了自己的读书方向，那就是从存在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为思想立场，以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为方法论，以传统文化和民国的文化变迁为镜像，通过中西文化比较，获得自己的写作自由！

这也许只能是一个梦，毕竟精神贵族已经在有钱阶层断裂了，最后的贵族可怜地封存在我们记忆的闸门中，只有经受者物质和精神双重考验的人，才能以自己的血肉打开那道闸门，卑微的窥视着那些理想主义的人格典范。如雅斯贝尔斯所预言的，精神贵族从各个阶层产生。但是，在中国，精神耕作，与生命相关的精神耕作已经历史地放在平民身上。这里涉及到一个人写作与思考的真诚问题，只有在窘迫的环境里依然为着人类生存的意义执著追求的人才可以称作精神贵族。而商品社会，写作的功利性直接威胁着写作的真诚，那些台面上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为我不屑，最主要一条原因就是被生存俘虏，以名捉利，这样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多了，而后继者也必将层出不穷。这是中国转型期一个独有的文化现象。重建贵族精神，以人格的光芒照耀这个暗昧愚弱的世界，这是每个立志求学，为思想献身的人应该承担的写作使命。

一种声音，越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越容易在自己的时代被束之高阁。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发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声音，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立场，早就该在《拯救与逍遥》这样的声音中停止了。可是我们看到，西方启蒙、读经运动、新儒家等诸多文化现象依然困扰着中国知识界。说白了，这不过是民族主义和启蒙的价值诉求在作怪罢了。推崇民族文化的读经运动者，其理性被民族感情所替代，渴望宪政启蒙的写作大多回避了中国的文化心理准备。所以，所有的争论都很难在一种语境下进行，结果必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

语境的分离与精神行动

五四前后，对待西方文化，中国思想界有两种声音最为激越。胡适和鲁迅都主张全盘西化，鲁迅甚至发出不读中国书的呼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登场就是在这种论调有了大众支持的背景中开始的。

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之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有一种有病乱投医的现象。这也许是无可避免的。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请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当时得到了绝大多数渴望维新的知识分子的认同。认为中国缺少科学和民主，这不错，可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批评传统文化，真的就那么科学合理吗？

文化保守主义者大多认为，西方精神追求支配自然，科学发达而人心沦丧，中国的道德超脱精神悠远适意，这种论调自晚清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文化的优越感对个体的精神安慰真的有这样的力量吗？

无论用科学理性批判传统文化，还是用道德直观批评科学理性，都是一种语境上的分离，都是感情左右了理性之后一叶障目式的叫骂。《拯救与逍遥》中开篇就指出，西方精神未必只是理性的分析、自然界的逻辑化以及对精确科学的追求。科学理性不过是希腊精神的一个方面，它显然不能概括西方精神的素质。以为西方人已经道德沦丧，而中国文化道德资源可以弥补西方人的价值真空，有点道理，最少在语境上它是成立的。但是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主张西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缺少科学和民主的理性精神。这里只有一个人冲破了这样的思维定势，那就是鲁迅。鲁迅在乎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它对所谓旧道德的批判不单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而是上升到对人本质的接近的基础上，以自己对人的绝望感所衍生的本质语言对人本身展开批判。问题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达成的共识是否可靠？

启蒙主义者首先拉起西方科学理性的大旗，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整体进行漫长而持久的批评，而且把火力集中在传统文化的道德谱系中。科学理性不能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以科学和民主的理性攻击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道德谱系，看似合理，实则大非。无论是呼唤科学理性，还是呼唤民主理性，不过是对西方重视逻辑推理这种异质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推崇。可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不能混淆语言环境上的差异，无论是批判还是讨论，必须在一种语言环境种展开，西方的科学理性只能在中国的科学理性上实施批判才能保持其有效性；西方的民主理性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上的设计上展开才能实现其合理性。当然，两者都可以在西方与中国的思维方式的差异性上展开讨论，这种讨论在五四并非没有，但是讨论的结果常常是为中国的道德精神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