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诗人谱系无疑是复杂的，但是，精神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有赖诗人的言说展开。为什么？因为诗人的生命更接近一种生存的真实，诗人就是精神的代名词。在诗人那里，苦和乐都敏感到了极致。刘小枫在自己的精神行动中，选择了中国诗人谱系中的三个关键人物，首先是屈原的天问，他说：“显然，我不是把《天问》做诗歌作品来考察，而是一种寻求解决某种困境的途径，一种精神存在赖以确立的行动。”事实上，即便刘小枫曲解了屈原的天问本身，都不影响“天问”本身在中国精神史上的重大影响，因为这种提法本身在很多古代知识分子身上有着精神困境上的一致性。

我们的文化环境规定了我们的本之何在，那就是天！人穷则返本，屈原走到穷途，限定他所追问的以及能够追问的，关涉着屈原自杀事件所呈现的原初的全部生存状态。无论屈原是“天问”之天是人格化的天，还是纯粹自然之天，他的“天问”都没有走向超验之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常常是在世俗生活理想的破灭之后，才有了对有限世界的悲苦体验。政治失意之后才纵情声色，游山逛水，很少有像庄子那样，真正看到社会历史的肮脏混乱后逍遥的真实而感性。但这里面有没有涉及到古代士人虚伪的超脱之谜底？失意在一个层面上说是悲苦，一个层面上说是真实。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才见真空。空了之后呢？空就是永恒的边界，要完成在有限的世界叩问到一个终极的支撑，从自然界的大美中仿佛不太可能。这才是屈原的悲剧，君子的人格担当在荒诞的政治生活中游离出来之后发现——“忧心愁悴，思无所依”。

促成屈原的悲剧还只是君子的人格担当，中国文化在《红楼梦》里又演绎了一个更为丰富的个体生存悲剧。五四前后，已经有学者从这个角度分析红楼梦的精神指归。佛教、道教、儒家思想都来为宝玉的精神和生存引路，可是宝玉是无才可补苍天的顽石，况且他有美的包围，大观园里的女儿国，特别是黛玉的泪水，润养着他。以一个有情的世界抗拒世俗意义的诱惑——出仕，抗拒精神生活的魑魅——逍遥，宝玉何去何从，曹雪芹只能用太虚幻境安排宝玉的命运——宿命！

宝玉由幻入世带来什么？不外“情痴情种”。刘小枫反思的是：“情”能否在大荒无稽的世界中重新确立。女儿国的美与情可以多大程度上抚慰个体的生存？

浸染庄禅精神的个体踏入红尘，是因为没有补天这样的政治梦想，宝玉的价值在于情意。可是情意在《好了歌》的空空之唱中，还能有什么呢？宝玉的儿女之情能够抵挡世俗生活的诱惑和精神世界的魑魅吗？宿命的安排是否意味着曹雪芹无法安排石头的合理生存走向？

刘小枫在文中提出补情的说法，认为《红楼梦》以寓言的形式似乎在说庄禅精神走回头路，通体“情根”的石头由一僧一道携入红尘，已经清楚地表明，红楼情案要补的，不是儒家精神的历史之情，而是本来被道家保留，却被禅宗涤除的自然意情。石头本来是无情的，要石头补情，是否意味着预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悖论在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出场？

鲁迅与红楼梦中的石头形象确实有可比性，他很早就认为老庄精神是影响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根子，“中了老庄的毒”。而且，他对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非常了解，魏晋名士的狂狷对鲁迅的影响应该很深。许寿裳形容他“魏晋文章，托尼思想”，也得到了他的默认。他批评礼教吃人，看穿了造物主的把戏，儒家思想早就不能支撑他的人格信念了。但是魏晋名士的狂狷呢？刘先生说，鲁迅所置身的文化传统，从来都没有为他提供过爱心等无限信赖的信念。在庄禅精神的培育下，在石头自然无情的生存悖论中，鲁迅发现了人原来如此，也就应该如此。如此是什么，是恶。唯一能支撑鲁迅的生存信念的，就是愤诉，所以他说，他只是跟黑暗捣乱，别人来真的，“我”是玩玩而已。为什么要玩玩而已呢？因为无意义的世界里，只有玩玩的心态才可以最彻底的向这个世界发出抗争，鲁迅的悲剧体验是中国文化精神史上的重大事件。说到底，还是我们的文化本身有问题，但是这样的事实如果没有哲学上的反思和批判可能有点牵强。我认为，刘小枫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反思推进到本体论的高度，这样的学术创见真是振聋发聩！

他认为：“德感是乐感的根据，乐感是德感的显发。没有德感意向，酣然生意、陶然机趣的乐感无从确立，没有乐感意向，沛然自足、弥纶天地的德感意向无从显现，德感和乐感共同构成了中国精神的意向结构。”并进一步论证了中国文化的哲学本体，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建立在自然本体上的基础之上，缺乏一种超验的价值之维。这才是中西文化深层的不同。在东西方都面临着的价值危机中，西方的道德谱系既是这场危机的发动者，也为这场危机铺陈了解决危机的各种条件。他认为我们必须来一次精神冲突的对话，这是20世纪价值虚无的深渊为我们提出的必然要求。走出民族主义的文化立场，进行一次真正的精神对话，其现实意义或在于此！

韩立勇：于某军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