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于北大拆迁事件的一系列报道中，新京报的记者们，很出色地运用了修辞的力量，展现了语言是如何起到引导读者的作用，以至于这个事件似乎已经不再是新闻道德的问题。虽然我已经对这份报纸完全失去了信任，但还是对此表示佩服。因此，我将其报道，尤其是第一篇报道，视为一个有学术意义的文本。

首先，在2月7日的第一篇报道中，标题被精心选择为《北大2座百年古园将拆建 属清代8大古园遗址》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北边有两个园，一个是庄静公主的“镜春园”，一个是道光奕歆的“朗润园”，它们都属于清代八大古园遗址。”“镜春园”和“朗润园”这两个名字，先入为主地打动了读者。接下来，记者几乎不提供任何信息量地描述了镜春园和朗润园的现在，让读者无从知晓其现状，而在之后，笔锋突然一转，现实的描述被中断了，却又跳到了历史，描述清代的八大古园。

中世纪人文主义者对修辞学的研究中，“中断”就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技术。在论及某一问题的过程中突然停笔，转向对另一问题的叙述，将能够有效地将读者的思维领向两个问题的混杂。这篇报道中对“中断”时机的选择，引导读者的思维这样走向：“镜春园和朗润园历史上一直是风景优美的古典园林，没有说现在怎么样，那么仍然是。”

文章的结尾，作者似乎是饱含深情地这样写道：“这道老门和这里的每一间老屋，也要被现代化的研究中心取代。而现在，老房、老门和老人，还都是北大摄影会镜头里的风景。”粗看起来，这句话是异常朴实的，但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贴近文本的阅读的话，问题就出现了：老的定义是什么？现代化的定义又是什么？站在2006年来看，如果说1976年的临时建筑是老，那么77年算不算？78年？79年？……这个“滑坡效应”应该在何时打止？至于什么叫做现代化，同样也可以引出一系列的疑问。70年代粗劣的平房和21世纪新建的仿古四合院，到底何者是现代化？如果现代化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的话，我们还何谈“实现现代化”？而只需要“等待现代化”就可以了。报纸的读者当然不会如此仔细，于是，这句话中两个看似简单的定义就制造出了“古典——现代”这样一个强烈的文化冲突，从而引发了读者的价值判断。

在整个报道中，起到最核心作用的就是“镜春园”与“朗润园”这两个名字，任何一个人在没有见到实景之前，必然会依据自己对中国园林的传统记忆展开想象，而报道恰恰把想象的空间完全交给了读者。而报道中轻描淡写地提到“颐和园”更是创造了一个隐喻，读者不仅要想象，更要按照颐和园去想象。我们试想，如果是湖大的拆迁，我们说“渔湾市”和“天马村”面临拆迁，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想象？可见，命名在其中起到了何种的作用。当然，镜春园和朗润园不是得自新京报的命名，这位记者也未必读过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哲学的论述，但其实践却完美地展示了“词”对于“物”的意义，和词与物一旦发生偏离的后果。

见诸《新京报》的这一词与物分离的问题，同样可以用来解读“冰点”周刊最近的事件，即袁伟时教授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论述。袁教授的基本立场无疑是正确的，认为“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但他在举例论证的时候，仍然是受制于“词”而不能看穿词语背后的“事”。对于“国际条约”、“使馆”、“程序正义”这些词语，按照今天的逻辑而不是当时语境中的逻辑加以判断，从这样的立足点出发来选择史料加以论证，当然难以服众。当然，反方的驳斥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从“爱国主义”、“反侵略”这样的词语而不是事件出发，也是选择史料。如果从这种津津乐道于词而不是物的思维方式出发，既培养不出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国际化视野，也培养不出民族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