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样一种问题的出现，是因为袁伟时教授与张海鹏研究员的错误？我不这样认为。与其说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词与物、话语与事件的区分和偏离，倒不如说他们有意识地制造这样一种偏离，以增强自己的修辞效果，进而加强自己这一方的说服力。他们共同的目的就在于“误导”读者——我这里所说的“误导”并不带有任何褒贬色彩。人文主义者认为，修辞学是成为积极公民的重要条件之一，积极公民都应当通过充满修辞艺术的雄辩来参与政治生活。既然有辩论，那就不能只有一家之言，而需要各种观点持有者的自由交锋。在交锋中，运用诸如词与物的分离的种种修辞手段，以图引导作为听众和读者的普罗大众倾向自己的立场，也就是尼采所谓的“高贵的谎言”或是施特劳斯所说的“隐微言说”，即使是曾经认为依靠科学就可以完全征服读者的霍布斯，最终也还是要诉诸这种修辞的力量。这并没有什么不对，重要的是，我们要创造出一个让辩论双方同等参与的公共空间。

不过，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对科学的重视。虽然霍布斯对科学的期望未能完全实现，但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依靠科学的推理加以解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自不待言，即使是“人文”领域也开始产生了“人文科学”。但在中国，虽然看起来已经提出了“科教兴国”，但科学素养仍然还是差得太远。而如果不补好这一课，即使我们创造出了一个政治自由的公共空间，听取辩论的人们仍然会迷惑于“词”而不理解“物”，最终的结果可能是相当可怕的，说不定就会培养出一个肢解政治共同体的美狄亚。

具体到袁教授所讨论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中，对于学习历史的中学生而言，重要的不是学到“现代化”、“理性化”这样的词语，而是要学到怎样立足于纷繁复杂的具体语境去思考问题，怎样尽量从利益出发而不是理念出发判断历史进程的可能性。比如说，张海鹏的反驳文章中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时指出：“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俄国战败。这时候，英、法、俄国都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各国军舰都可以移师中国了。”较之袁伟时教授认为是中国不履行条约所导致的战争，前者更加符合一种科学的态度——请注意，我并不是说前者就一定是正确的解说，而只是说，前者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空洞的国际法理念来分析历史事件，更加符合一般的科学。袁伟时教授认为，我们的教育中“狼奶”太多，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解决之道不是全部换成“羊奶”就好。只有通过普及好科学，使人们都具备了对于“物”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词”，才是最合理的出路所在。修辞与科学的结合，将会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积极公民，并进而塑造我们所真正期望的自由主义政治。
　　
　　李晟：湖南大学法学院2000级学生，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