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觉间，八十年代已成历史，已然成为一个供人怀念的时代符号。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从那一时刻拉开序幕，那同样也是国人个性解放的开端。

在那样的背景下，热情、张扬、自由成为了时代的关键词，蛤蟆镜、喇叭裤、流行歌曲成为了个人表达自我的形式，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个性自由”就等同于个人主义，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思想启蒙，并非是要让个人冲出集体的樊笼，获得一己之自由，而是认为，个人的心灵解放是与整个国家的改革步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个性的解放在整个国家变革的背景下才显示出它最为核心的价值。

　　八十年代兴起的长江漂流，成为那样一个时代最为典型的行为符号，本身当然是时代的产物，长江与黄河在八十年代被描绘成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落伍被直接归结为河流文化的种种缺陷，这也使得“长江”与“黄河”成为某种神秘的文化符号，甚至隐喻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在1985年，有消息称，美国著名激流探险家、年近花甲的肯·沃伦将于当年8月率领一个10人探险队来华漂流长江，当是还是西南交大电教室摄影员的尧茂书得知此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征服中国第一大河的第一人，应该是炎黄子孙。”这句宣言式的表白背后，其实反映了一种对国家前途的焦虑感，因为漂流长江不仅仅是一个探险活动，它甚至暗示了西方对于华夏“河流文明”的侵犯与僭越。

尧茂书最终在漂流了1270公里之后，在金沙江段触礁身亡，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的遇难，不仅没有冷却长江漂流活动，反而激发了长漂的热潮。随后在1986年，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也开始了漂流，但是代价却同样惨重，队员孔敏、王建军、王振、杨前明和记者万明在这次漂流中遇难。今天看来，这简直是一次生命的赌注，但是只有那个时代的人才会理解，长漂召唤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热情，这种冲动不仅仅是关于个人追求生命的意义，而且还是因为个人在长江漂流中，与那个时代的精神有了结合的可能。他们不畏惧遇难，是因为他们感觉是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而漂流，在那样一个蹊跷的时代环境中，国家、民族被召唤出一种带有超越意义的精神符号，总而使得个性的自由解放也与国家的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小我”的意义在“大我”的背景下才激发出更为猛烈的力量。

当在2006年长江漂流20周年之时，众多关于长漂的报道却开始反思八十年代漂流的激进态度，甚至认为那里面还蕴藏着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那种对生命不负责任的观念，也越来越不为今天的人所接受。表面看来，八十年代的长漂实践，不仅到今天已经意义乏陈，而且还将它和今天的狭隘民族主义建立起历史的联系，成为一个近乎负面的历史符号，实在让人感觉诧异。

感觉不解是因为这些批评的声音错置了时代的情境，那一代漂流人的理想主义实际上难以在今天这个环境下简而化之地进行理解，因为他们所理解的中华民族与国家，在改革20余年的时间中，内涵已经有微妙的改变，我们无法用今天的历史条件要求他们用同样的态度面对“民族”与“国家”，这也使得他们的理想主义理解起来难免要更费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