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猫白猫”的摄像机记忆

与铺天盖地的叹息声相比，学者谢几何更倾向于实际行动。

在拆除声不绝于耳的日子里，他借来一个摄像机，开始拍摄堕落街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细节，以期留下最后的印象资料。

谢几何是典型的长沙人，说一口溜溜的长沙话，喜欢糖油粑粑和臭豆腐，在岳麓山下度过了大半个人生。

潜心历史文化研究的同时，他时常会感叹这座城市变化的速度，“好多老东西都消失了，南门口的老建筑、坡子街的商号……”

消失的甚至包括堕落街的一部分，堕落街最初有两条，一街现在变成了连接湘江大道和东方红广场的马路，二街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成为现在的堕落街。

“80年代的堕落一街，店铺不似现在这般多，却是思想解放、自由民主的发声地，当时湖大学生办的一份先锋杂志，即以其命名。我记得80年代末，街上出现了两家书店，出售国外人文刊物，当时书店里常常聚集了一批知识分子，评古论今，其言论之大胆，思维之活跃，交锋之激烈，犹胜今日。”谢几何说。

1989年后，这两家书店消失，堕落一街在几年后也被夷平，市场经济浪潮在中国内地兴起，堕落街承载的政治意义消失，大量的民房被改建成门面，经济成为主旋律。

“当时堕落街所在村集体的主任，常说的一句话就说邓小平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说好猫’，他力排众议，将原本商铺零落的堕落二街扩大，修建了大量的店面。”谢几何回忆道。

几年后，这一在当时颇为冒险的举动，给村民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随着周边高校人口的剧增，堕落街店铺和租房价格飙升，其所在的天马村，成为这一带最富裕的村落，“一户普通村民，每年光房租就可以收几万元。”

因此，拆迁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大的阻力，就来自这些村民，堕落街残存的围墙上，至今可以见到“强行拆迁，天理不容”一类字迹。

隐秘空间里的叛逆精神

尽管作为政治发声地的堕落街已经不复存在，但在谢几何看来，这条汇聚了多元文化的街道，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其先锋意识。

上世纪90年代的堕落街，各种娱乐方式兴起，染发、超短裙等装束，最先在穿梭于这条街道的富有叛逆气息的大学生身上出现，大量临时搭架的民房，被出租给周边高校的情侣，“‘堕落街’之名，因此得来。”

在谢看来，“堕落街”这个称呼，本身就是反讽意识的体现，“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在政治高压和物质诱惑的侵蚀下，作为思想发源地的大学，越来越失去其独立精神，沦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庸。而原本最富独立自主精神的大学生，在精神层面上，也越来越失去其话语空间和自我表达的勇气，他们转而通过自嘲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和压抑。‘堕落街’一词，即是这种方式的产物。”

教师李戈（化名）对这种观点颇为赞同，这个在师大校园里成长，最终又回到师大任教的中年人，年轻时喜欢摇滚乐和先锋派诗歌。堕落街对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街口的音像店里第一次听到了披头士的歌，街头旧书店里，淘到了金斯堡的诗集，更在于这条街以叛逆和自嘲的方式深深介入他和几代河西学子的大学时光，构成了曾经热血沸腾、又留下种种遗憾的青春记忆。

李戈记得，2006年，学校在迎接评估期间，晚上11点钟对学生宿舍拉闸断电，因此导致了学校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暴乱”。

“堕落街狭小而隐秘的空间，群体的无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相同的效果，即为平日里被现实所压抑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场所。也因此，它在无数河西学子心中，占据了一个崇高的位置。”李戈解释道。

长沙评选“全国文明城市”的努力虽然已告失败，但堕落街的拆迁，却始终在断断续续的进行，在不久的将来，这座承载了数代河西学子青春记忆的街道，将彻底消失。

2009年的初春，随着男友的回家就业，大四女生张雨结束了一段感情，那一晚，站在夜凉如水的街口，她对身后的世界轻轻地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