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诗人瘂弦从二楼的客厅顺着室内木质楼道缓缓走下去，从地面上那扇狭窄而低矮的门出去，被北美的阳光打在略显憔悴的脸上，步履蹒跚地登上一辆面包车的副驾驶的位置，由其女儿驾车离开彭册之先生的家时，我似乎还未完全找到与这位台湾诗人深谈的恰当形式，甚至困惑于如何进入诗人的心灵世界。三个小时的相聚实在太短，而其间还包括午餐的时间，而诗人的心脏不太好，我也不敢“自私”地追问他太多的问题。这是一个遗憾，可这个世界又有什么是完美的呢？就如诗人在一首题名为《C教授》的诗歌所表达的那样：

到六月他的白色硬领将继续支撑他底古典
每个早晨，以大战前的姿态打着领结
然后是手杖，鼻烟壶，然后外出
穿过校园依旧萌起早岁那种
成为一尊雕像的欲望

而吃菠菜是无用的
云的那边早经证实甚么也没有
当全部黑暗俯下身来搜索一盏灯
他说他有一个巨大的脸
在晚夜，以繁星组成

在经历了一个上午的等待之后，诗人瘂弦在其女儿的陪伴下来到彭册之先生的家。我与几个同来彭先生家做客的朋友赶忙下楼，等了一会，古稀之年的诗人慢慢地走进来，气定神闲地脱下外套，交给彭先生的太太。彭先生向他简单地介绍了我们，因为事先有约，诗人并不惊诧，很客气地与我们握手，然后坐下漫谈。一楼是彭先生的书房，很宽阔的玻璃窗，窗台上是一盆春意盎然的绿色植物，窗外树影婆娑，阳光交错着穿透玻璃照进来，星星点点地落在我们这群年龄相差悬殊的华人身上。彭先生与诗人的年龄之和等于我们三个青年人年龄总和的两倍。可是，因为主人彭先生的热情，瘂弦先生的随和，我们并不感到怎样的拘谨。

诗人瘂弦出生于1932年，原名王庆麟，曾担任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二十余年，与洛夫、余光中是台湾文学史上著名的诗坛“三剑客”。初见诗人，见其上身是深红色的毛线衣，领口却是两抹黑边，棕色的休闲裤。一身随意自然的衣着。两鬓已然斑白，而头顶头发灰白相间。诗人的眉毛可用“剑眉”一词形容，极有特色，大有纵横眉宇之气势。面色红润，而眼神时有犀利之态。第一印象就让我想起了在一些《高僧传》里所看到的得道高僧“鹤发童颜”的形容，或者就如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武林高手如洪七公、黄药师等人的形象。既有出世之虚融澹泊，也有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之入世智慧。谈话是从诗人的笔名开始的，我问诗人之名是否有什么“微言大义”。他笑笑，说这是在台湾念高中时参加诗社所取的笔名，并没有特殊的意涵。“瘂”就是“哑巴”的意思，取其谐音，而“瘂”的象形字体将“病”与“亚洲”的“亚”结合了起来，而“弦”有“弦外之音”的意思，合起来近似于“无声的中国”仍旧翻涌着“潜在的激流”之义。诗人说，这个笔名其实是对于戒严时期的台湾政治当局的一种“命名的抗议”。后来问的人太多了，解释起来太麻烦，诗人就借用晋代陶渊明的一首诗歌里所用的“瘂弦”两字来解释，他开玩笑说这算是“附庸风雅”了。

毕竟是诗人，有着对于具体事物惊人的直觉和表达。在彭先生慨叹他们年华已逝，青春不再时，我记得诗人借用树枝与落叶两个意象，随口就吟诵了两句极为惊警的诗句，很准确地把他的内心感受表达了出来。可惜，我现在却想不起来这些美好而动人的句子了。跟诗人瘂弦闲谈到副刊时，我觉得似乎一下子跟诗人的心贴近了。这是瘂弦一生倾注心血之所在。而我这些年一直在阅读民国时期《大公报》、《申报》等的副刊，尤其是前者的文艺副刊集中了当时北平最优秀的京派文人，如林徽因、卞之琳、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等。瘂弦对于那个时代的副刊也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民国副刊之所以如此繁荣，成为各类大小报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非如今报端上可有可无的报屁股，关键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的副刊基本上是独立于报馆的，无论是主编还是作者群体都是报社以外的，享有高度的编辑自由和创作自由，并形成了开放而互动的文化空间。诗人对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萧乾印象很好，说他们一直交情不错，并言及1980年代他曾在台北主持一个关于报纸副刊研究的会议，向萧乾发出了邀请，可惜兴致盎然的萧乾最终未能成行。他也谈到民国另外一个著名文学期刊《现代》的主编施蛰存，是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瘂弦先生说他在2003年到大陆访问时，曾专程到上海拜访过施蛰存老先生，相谈甚欢，可惜他离开大陆不久就传来施先生遽归道山的消息，说起这些，他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从副刊开始，我们又谈起了幽默。瘂弦先生说，以前的一些学者、作家的幽默感如今是很罕见了，现在大都是有点恶俗的做作式玩笑，换成我们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恶搞”。他幽幽地说，幽默跟心智、心态都有关系，心浮气躁的人，或者急功近利的时代是难得有真正的幽默的。他用一首古诗来具体地描述，在其心目中“闲”的极致：“千峰顶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昨夜云随风雨去，到头不似老僧闲。”他随即就举作家梁实秋为例。晚年梁实秋居住在台湾，瘂弦与其过从甚密，因此可以亲炙其“幽默感”。他说梁实秋先生好酒，逢饭局必饮酒，而且不仅自己畅饮，且劝酒。有一次与一群朋友喝酒，一个年轻朋友斟满一杯酒，举起向梁先生敬酒“干杯”，并坦言自己不胜酒力，只能喝半杯。梁先生说：“好，既然只能喝半杯，那你就把酒杯的下半杯干了。”让在场其他朋友忍俊不禁，领其机敏。另外一个故事也让人忍俊不禁。六十年代的台湾，很想向世界展示自身，邀请了美国一个大名鼎鼎的拳王访问台湾。拳王刚下飞机，蜂拥而上的记者就接连地提问了。有一个记者急切而期待地问其感受如何，拳王说：“So far so good!”于是第二天台湾的大报小刊都喜洋洋地以此做标题，将拳王的本意（“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还不错”）误译成“台湾如此遥远，而又如此美好！”

席间梁先生还讲述了“红朝女皇”年轻时的一个街头喜剧。那时候，梁先生在山东青岛大学任教，蓝萍（后改名为江青，据说来源于“江上数峰青”的典故）那时也住在青岛，是左翼戏剧社团的活跃分子，积极学习文化。有一段时间，她几乎每晚都登门拜访梁先生问益请教。一次，谈话结束后，蓝萍欲言又止，梁询其缘故。蓝萍怯生生地说，梁先生，你能不能借给我两毛钱。梁先生朗声大笑，说这算什么事情，这样吧，我借给你一块吧，两毛钱肯定不济事。蓝萍坚持只借两毛钱。借钱给她之后，梁先生非常好奇蓝萍仅借两毛钱之动机，于是从二楼窗户往外面盯着，“守株待兔”，只见文艺青年蓝萍从楼道里出来，蹦蹦跳跳，很开心的样子走向不远处的小店，买了几颗糖，扔了一颗进嘴里，高高兴兴哼着当时的流行歌曲离去了。原来如此，梁先生当时就觉得这个蓝萍如此容易满足，肯定不能成大事。梁先生说完这个故事后感慨道，没想到造化弄人，真是侬本佳人，奈何做贼，叫人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