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注：1933年5月27日德国大学节，弗赖堡大学新任校长、如日中天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发表了著名的就职讲演"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开始了自己备受争议的政治生涯。从此之后，这篇短短的讲演似乎成为海德格尔的永恒"事件"。这次"事件"可比雅典哲学家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但这决不意味着是一次单纯的柏拉图式的哲学事件，我们对这次演讲的感谢将是全面的，因为正如演讲者本人所引的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所说："对于一切事情都坚持这样做，绝不会有害。"这是校长的典范，也是人类的典范。10个月后，海德格尔辞去校长之职，回归课堂，在平静中重执教鞭。
       　　
  　　一个人担任大学校长之职，就有义务从精神上领导这座高校。作为校长的追随者，教师和学生惟有真正并且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苏醒过来，获得力量。然而，只有当追随者的领导者首先并且时刻追随那个不可动摇的精神使命时，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获得属己的清晰、等级和力量，也正是这项精神使命给德国民族的命运打下这个民族的历史烙印。
　　
   　　我们是否知道这项精神使命？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问题仍然无可回避：我们，这座高校的教师和学生，是否真正并且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这个本质是否真的具备塑造我们此在的力量？当然具备，只不过我们要在根本上意求[wollen]这个本质。但有谁愿意怀疑这一点呢？一般认为，大学的首要本质特征就是大学的“自治”[Selbstverwaltung]；应当捍卫这一点。但是，我们是否透彻地思考过：这个“自治”的要求，需要我们做什么？

“自治”当然意味着：让我们自己担当起使命，让我们自己决定实现使命的道路与方法，以使我们自己成为我们应当所是之人。那么我们，这个德国民族最高学府的教师和学生联合体，是否知道，我们自己究竟是谁？如果没有最坚定和最坚韧的自我反省[Selbstbesinnung]，我们能否真的知道这一点？

除非我们首先着眼于未来，明确而坚定地界定大学的本质，并在这一自我界定中意求这一本质，除非我们在这个意求中主张了自身，否则不论我们对大学的今天处境多么了解，也不管我们对大学早期历史多么熟悉，我们都无法透彻地知道大学的本质。

自治只能立足于自我反省的根基。然而，自我反省的力量只能来自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Selbstbehauptung]。我们是否自我反省？我们如何反省？

德国大学的自我确认就是追求大学本质的原初和共同的意志。对我们来说，德国大学正是这样的高校：她从科学出发，并通过科学，来教育和培养德国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护卫者。追求德国大学本质的意志就是追求科学的意志，就是追求德国民族的历史精神使命的意志，因为这个民族正是通过自己的国家认识自己。科学和德国的命运必须同时在本质意志中获得权力。作为师生群体，一方面我们使科学直面最内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我们在德国极端艰难的时刻坚定地面对德国的命运；只有并且惟独在这个时候，科学和德国的命运才能获得力量。

一旦我们——在谈到“新的科学概念”时——只不过是为了替今天的科学争取它的属己特性和无前提性，那么我们就肯定不会体会到科学本质的最内在的必然性。这种任意地否定的行动，这种眼界极少超出最近几十年的行动，实际上是真正理解科学本质之努力的假相。

如果我们想要把握科学的本质，那么我们首先必须直面一个决定性的问题：科学是否应该在将来继续为我们而存在，或者我们是否应该促使科学迅速地终结？科学无论如何都应该存在，这一说法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必然。但是，假如科学应当存在，应该为我们并且通过我们而存在，那么在什么条件下科学才能真正地存在？

惟有在我们重新服从我们精神—历史性此在之开端[Anfang]的力量之时。这个开端就是希腊哲学的突然开启[Aufbruch]。正是在这个开端，西方人从一种民族性出发，凭借其语言的力量，第一次站出来反抗和追问存在者整全，并且如其所是地理解这个存在者整全。一切科学都是哲学——不管科学知道与否，也不管科学愿意与否。一切科学都依附于这个哲学的开端。只要科学仍然生长自这个开端，就从中汲取自己本质的力量。

这里，我们要为我们的此在重新赢得科学的原初希腊本质的两个显著特征。

希腊人中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普罗米修斯是第一个哲人。埃斯库罗斯借普罗米修斯之口道出了一句格言，表达了知识的本质： 

　　“但是知识远不如命运有力量。”

这意味着：一切关于事物的知识都预先受到命运力量的主宰，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

正因为如此，知识即使为了真正地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也必须展开自己最高的抗拒，存在者之遮蔽的全部力量正是因为这一抗拒才涌现出来。这样一来，存在者恰恰在其深不可测的不变之中敞开自身，并且赋予知识以真理。这个关于知识“无力创造”[Sch?pferisch Unkraft]的格言，是一个希腊名言。人们太容易在希腊人身上发现某种知识的典范：一种纯粹依赖自己进而遗忘自己的知识；人们向我们表明，这种知识是一种“理论”的态度。——但对希腊人来说，“理论”究竟是什么？人们都说：理论是纯粹的“沉思”，这种沉思依附于事物的完整和要求。有人以希腊人为据，认为这种沉思的态度是为沉思而沉思。这种引经据典的做法纯属错误。因为，一方面，“理论”的产生并不是为了理论本身，而是单单来自一种想要接近如其所是的存在者并受它逼迫的激情。但另一方面，希腊人的全部努力，恰恰是把沉思的追问作为一种实现（energeia）、一种“实践存在”、一种人的方式，并且作为唯一最高的方式来理解和贯彻。他们的想法不是要使实践符合理论，恰恰相反：他们把理论理解为真正实践的最高实现。对希腊人来说，科学不是一个“文化财富”，而是民族—国家整体此在的最内在的决定性核心。对于他们，科学也不是把无意识变成有意识的单纯手段，而是深入此在整体之核心并且聚拢此在整体的力量。

科学以追问的方式坚守在不断自我遮蔽的存在者整体之核心。由此，这种有所行动的坚韧认识到自己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