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科学在开端时的本质。但是，这一开端不是已经过去了2500年吗？人类活动的进步不是同样改变了科学吗？没错！紧随其后的基督教—神学的世界解释，正如后来的近代数学—技术思维，都使科学在时间上和事实上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开端。但开端绝对没有因此而被逾越，更没有被摧毁。因为，倘若原初的希腊科学乃是一个伟大事物，那么这个伟大事物的开端就仍然保持自己的最伟大要素。即使这个开端的伟大不复存在，科学的本质也不可能被抽空，不可能被耗尽——不像今天，尽管有全部的成果和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科学的本质却早已被抽空和耗尽。这个开端仍然存在。开端并非作为遥远的过去处在我们身后，而是站在我们的面前。开端作为伟大事物预先超越了所有将来之事，因此也预先超越了我们自己；开端已经闯入我们的未来，它站在那里，遥遥地主宰我们，命令我们重新把握它的伟大。

只有我们坚定地服从这个遥远的命令，重新赢得这个开端的伟大，科学才能成为我们此在的最内在的必然。否则，科学就仍然只是一个我们深陷其中的偶然，或者仍然不过是一种悠然自得、回避危险地追求纯粹知识进步的活动。

然而，一旦我们服从开端的遥远命令，那么科学就必将成为我们精神—民族此在的根本事件。

假如我们最本己的此在本身正面临一场伟大的转变，假如最后一位满怀激情地寻找上帝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言不谬——“上帝死了”，假如我们必须严肃对待今天人在存在中的被遗弃状态，那么对科学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样，希腊人最初在面对存在者时表现出来的令人惊奇的固执，转变成为完全敞开自身，听命于被遮蔽者、不确定者或值得追问者。追问因此就不再只是一个为了获得知识性答案的预备阶段，可以被逾越，相反追问本身将成为最高的知识形式。追问由此展开了自己最本己的揭示万物的能力。追问迫使目光最大程度地集中于无可逃避之物。

这种追问将粉碎科学依据不同学科形成的条条框框，使科学从不着边际、毫无目标地迷失在不同藩篱和角落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并且重新从一切塑造世界的人类—历史性此在力量的富饶和丰收之中直接奠定科学，比如：自然、历史、语言；民族、风俗和国家；诗歌、思想和信念；疾病、疯狂和死亡；法律、经济和技术。

如果我们希望在在追问和敞开中坚守在存在者整体的不确定性中心的意义上追求科学的本质，那么这种追求本质的意志就会为我们的民族创造其最内在、最极端危险的世界，也就是真正的精神世界，“精神”既不是空洞的头脑精明，毫无意义的智力游戏，也不是不着边际的知性分析冲动，更不是世界理性[Weltvernuft]；相反，精神是以原初命定和认知的方式对存在之本质的决断。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决非一种文化的上层建筑，更不是实用知识和价值的武库；相反，精神是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捍卫一个民族的大地与血液力量的权力，是最深沉地激起和最广泛地震撼一个民族之此在的权力。只有一个精神世界才能保证我们民族的伟大。所以这个精神世界要求：在追求伟大的意志和听任堕落之间进行的永久决断，必将成为我们民族踏上未来历史征程的法则。

假如我们想要追求科学的这种本质，那么大学教师就必须真正走到这个极端位置的最前面，尽管这个位置充满了世界永远不确定的危险。假如教师坚定地站在那里，或者说，假如从那个地方——在靠近万物的逼迫之处——向教师涌现出共同的追问和休戚与共的言说，那么教师就强大到足以成为领导者。因为领导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仅仅走在前面，而是独自前进的力量，这种力量并非来自固执己见或统治欲望，而是来自最深层的天命和最宏阔的责任。这样的力量忠诚于那些本质性的东西，选择那些最优秀者，并且唤醒作为崭新勇气的真正追随者。但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唤醒追随者。德国学生正在踏上征途。他们寻找谁？寻找那些领导者。德国学生希望在他们的领导下，把自己义不容辞的天命提升为有根基的、进行认识的真理，并且把这种天命安置在进行阐释－发挥作用的言辞与行动的澄明之境中。

德国学生决心在德国命运的极端艰难时刻坚守这一命运，一种追求大学本质的意志正是来自这种决断。只要德国学生通过新的学生法案服从大学本质的法则，并且由此第一次明确界定这个本质，那么这种意志就是真正的意志。自我立法是最高的自由。德国大学必须清除那种备受歌颂的“学术自由”；这种自由仅仅是否定性的，所以并不真实。这种自由主要是漠不关心，意图和倾向任意武断，行动和受命毫无约束。今天，德国学生的自由概念正在重返自己的真理。德国学生的义务和服务，必将从这种自由之中发展出来。

第一项义务是民族共同体的纽带。这项义务使学生们有义务共同担当和共同参与磨练、奋斗，分有所有民族阶层与成员的能力。这项义务将不断地得到巩固，并且通过劳动服务[Arbeitsdienst]扎根于学生的此在之中。

第二项义务维系着这个民族在其他民族中间所独有的荣誉、天命。它要求一种通过知识和能力来保证并且通过纪律来强化的待命状态，做好战斗到最后的准备。将来，这项义务必将作为国防服务[Wehrdienst]包容并贯穿学生的整体此在。

第三项义务将使学生同德国民族的精神使命联结在一起。这个民族依靠自己的命运发挥作用，因为它把自己的历史向塑造世界的人类此在力量的强力敞开，生生不息地为自己的精神世界而战斗。一旦这个民族在其本己此在被终极追问的状态之中敞开，这个民族就力求成为一个精神世界。从自己出发并且为了自己，这个民族需要自己的领导者和护卫者提供对最崇高、最宽广和最丰富知识的洞察。一群年轻的学生早早地涉入成人之境，并把他们的意志扩展至民族的命运，迫使自己从根本上为这种知识而服务。他们不再允许知识服务[Wissensdienst]成为一种“高雅”职业的盲目和速成培训。因为政治家和教师、医生和法官、教士和建筑师领导着民族—国家的此在，并且在这个民族与人类存在的诸多塑造世界之力量的根本关联中，守护并监管这个此在，所以知识服务担负起这些职业以及这些人的教育。知识不是为职业服务，恰恰相反：职业实现并且管理这个民族关于自己整体此在的最高和根本知识。但对我们来说，这种知识不是平静地关注这些本质和价值本身，而是使此在置身存在者强力的极端危险中。一般存在的可追问状态迫使这个民族进行劳作和战斗，迫使这个民族深入各种职业所属的自己国家。

对德国的本质来说，这三项义务——通过民族在国家的精神使命中承担对国家的命运——是同等原初的。这三种由此产生的服务——劳动服务、国防服务和知识服务——同等必要，并且处在相同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