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的知识主动参与了民族，关于国家命运的知识随时准备待命；正是这两种知识同关于精神使命的知识一道，首先创造了科学的原初和完全的本质，我们的使命就是实现这种本质——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服从我们精神—历史开端的遥远命令。

假如我们把德国大学的本质界定为高校[hohe Schule]，假如高校从科学之中并且通过科学教育和培养德国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护卫者，那么我们所指的正是这种科学。

这种原初科学的概念不仅仅承担着“客观性”的义务，而且首先在民族的历史—精神世界之中，承担着本质性地和单纯地追问的义务。确实如此——只有从这里开始，才能真正地奠立客观性，就是说，才能发现客观性的特点和限度。

这种意义的科学将成为塑造德国大学团体的力量。这意味着两样东西：一方面，教师和学生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听命于并且继续听命于这种科学概念的主宰。但同时，这种科学概念必须从内部改造教师和学生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本形式：必须从内部改造不同系科与学科。
 
　　一个系科要成为系科，就只能发展成为一种扎根于自身科学本质的精神立法能力，以此把那些逼迫自己的此在力量整合进一个精神的世界。

一个学科要成为学科，就只能从一开始自己投身于精神立法的王国，由此拆除那些学科的条条框框，并且克服高等教育作为职业培训的陈腐之气和装腔作势。

在许多系科和学科开始踏上征途、从根本上执著地追问自身科学的时刻，教师和学生已经同样被包容在民族—国家此在的相同的终极命运和逼迫之中。

为科学原初的本质赋予形式，仍然要求相当程度的严格、责任和非凡的忍耐，相比之下，不管对既定行动方式的有意服从还是狂热变革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如果说希腊人花了三百年时间才把什么是知识的问题放到正确的地基和坚实的轨道，那么我们当然不可以认为，德国大学本质的阐明和展开会在这个或下个学期获得成功。

但是根据已经指出的科学本质，我们当然可以得知一点：只有当劳动、国防和知识三种服务原初地凝聚为一个塑造性的力量时，德国大学才能获得自己的形式和权力。这就是说：

教师的本质意志必须对关于科学本质之知识的广度和质朴保持清醒，并且得到强化。学生的本质意志必须强迫自己进入知识的最高明晰和知识的培养，必须听命于关于民族及其国家的共同知识的要求和决定，并且把这种知识融入科学的本质。两种意志必须准备相互战斗。一切意志和思想的能力，一切心灵的力量以及一切生命的机能，都必须通过战斗来发展，在战斗中获得强化，并且作为战斗而保存下去。

我们选择的是追问者通过认识进行的战斗，并同克劳塞维茨一道宣布：我拒绝借助偶然之手获得拯救的愚蠢希望。

但是，只有教师和学生要比其他同胞更单纯、更坚韧、更朴素地确立自己的此在，教师和学生的战斗共同体才能把德国大学改造为精神立法的场所，并在这个场所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核心，为民族国家提供最高的服务。一切领导必须允许追随拥有自己的力量。但一切追随自身都包含了抗拒。这种领导与追随的本质对立既不可掩盖，也不可取消。

只有战斗才能将这种对立敞开，并在教师和学生团队整体之中培植一种基本情绪。正是从这种基本情绪出发，界定自身的自我确认才有能力把已经决断的自我反省变成真正的自治。

我们究竟意求德国大学的本质，还是根本不意求？我们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全心全意而非三心二意地追求自我反省和自我确认，或者我们是否仅仅——怀着最好的意图——改变一些旧制度、补充一些新制度，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没有人阻止我们这么做。

但是，西方的精神力量已经衰亡，西方本身也开始分崩离析；这个垂死的虚假文明也已坍塌，使所有的力量都堕入混乱并且在疯狂中窒息；即使在这样一个时刻，也没有任何人向我们发问：我们是否意求德国大学的本质。

这样的事情是否发生，惟独取决于：作为历史—精神的民族，我们是否再次并且仍然意求自己－或者我们是否不再意求自己。每一个个体都一道做出决断，即使并且只要他逃避这一决断。

但我们的意志是：我们的民族必将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们意求自己。因为，这个民族那些超越了我们的年轻力量和最年轻力量，已经作出了决断。

只要我们在自身中担负起那个深沉和广阔的思想，我们就能充分理解这个新开端[Aufbruch]的光荣与伟大。古老的希腊智慧用一句话道出了这个思想：

“一切伟大的事物都矗立在暴风雨之中。”——柏拉图《理想国》497d, 9

吴增定：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著有《尼采与柏拉图主义》，并有《敌基督者》（尼采）、《政治神学续篇》（卡尔·施米特）等译著问世。
  　　林国荣：北京大学博士，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著译有多种，是近年来学术界出现的一位思想敏锐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