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度诠释方式展开的经典书写，试图进入那个活着的世界，开启进入这个世界的门窗。因而，经典的深度诠释，就不再仅仅是诠释者个人的修道活动，同时也是一种“修道以立教”的行动，它为“由教以入道”提供可能。个人的修道（学）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来说，其本身即是一种具有生养、化育能力的立教（教），而立教（教）无非是进一步向着修道（学）的回归。在生活世界的诸多基本元素中，没有什么比“教－学”更为古老、也更为基本的了，正是在“教”与“学”的相互通达中，人类建立起了“共通体”，不管是什么样的“共通体”，没有“教－学”的维度都是不可想象的，而“教－学”不是由今日的教育机构承担的那种活动，而是日用生活的基本维度，是源始性的“文－化”方式，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问题，都集中地聚焦于其“教－学”的活动及其过程之中。这也正是《论语》等经典为什么将“学”（在《论语》是“学而”、在《荀子》是“劝学”、在《法言》是“学行”、在《潜夫论》是“赞学”）作为经典的开篇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教－学既是生活的最基本元素，也是共通体可能的最重要的根据之一。经典的深度诠释就是向“教－学”共通体开放的最根本方式，一种文化的历史精神的独特性往往表现在它以何种方式来确立教－学的共通体，因为教－学共通体直接体现了“文－化”的方式。向着教－学共通体开放，我们所从事的经典书写本身就不再是个人的自恋和自虐，而是成为一种由个人的修道（学－习）活动所开启的具有公－共意义的文化事业：它不仅抵达我们自身的生命，化解学术与思想的分离、思想与生命的断裂给我们所带来的痛苦；而且，还将化育、感染到来中的人们，进入他们对古代思想的理解与接受过程，并在我们这个时代开辟新的可能性，思想的与生活的。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可能性而到来的“中庸”，必将是质朴的，同时也是无名的，它不会寄居在当代最时髦的那些词语中。与此相应，阐释工作的展开并不是将《中庸》首先归入某种既定的框架中，例如哲学的或政治学的，相反，它在更新、变易、转换我们已有的框架，甚至在此之外，打开新的“文－化”方式，但却不是去建立一种新的“科学”形式，如果所谓的“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种文－化方式的话。

在文化形式上，现代中国似乎总是在理论（理念）与试验、信仰（启示）与虚无的相互争执的紧张性之中来确立自己。但《中庸》既不以理念－理论的形而上学形态展示自身，也不以启示－信仰的神学样式出现。两千年前的“中庸”，是在前科学（哲学、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而在今天的这个形而上学、神学与科学相互争执的时代，它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重新展开呢？在这种科学－神学－形而上学的背景下，以怎么样的方式打开的中庸，才是两千年来的那个作用地持续着自己生命的中庸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自行打开，而不是一个“作者”的“创造”行为而产生的“作品”呢？只要对于中庸的各种打开还可以仅仅在近代构建起来的（在近代赋予的这个词语本身的内在意义上的）“作者”层面上加以理解，那么，我们打开的就可能不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庸”在今日的自身延续，而是这个时代“我们”的种种不同意见，而且，这种打开“中庸”的方式就同时是“我们”让“中庸”退却、隐藏、远离“我们”的方式。因而，必须探问，在这种科学－神学－形而上学的时代氛围里，中庸如何突破重围？还是居住在它们之中，通过它们而展布自己？

我们相信，只要《中庸》或“中庸”能够作为一种思想与生活的新的可能性，而得以真正打开，那么，它就必然具有无名之朴的特征，无法命名的质朴，是具有“原－始”能力的质朴，这种“原－始”的能力，可以保证它“自行显示”在政治、哲学、神学等现象中，并赋予这些现象以新的意义，从而也必将变易那些以政治、哲学、神学等名义命名的“科学”，让它们通过新的可能性丰富自己。无论我们是否探问，它都自行显示在那些“科学”领域，但“中庸”自身却不能为这些“科学”所穷尽。

深度诠释所召唤的是“一种从最深的根基中长出来的东西。真东西。应该向上生长出来”的东西，是无声无臭抵达的、来自存在的驱动与馈赠，不是作者的创造，而是经典的自行打开。以深度诠释的方式开启《中庸》，就是打开《中庸》作为“中庸”之道、“中庸”之教、“中庸”之德在当代、在未来得以可能的方式，它开启的不仅仅是人性的可能性，而且还有“诞生、滋润和抚养”这“唯一的事情”，换言之，是“生生之德”到来的可能性。

《天下或天地之间：中国思想的古典视域》，陈赟著，茎典书写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陈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