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本诗学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写于2000—2006年间，它们都是从我阅读和写作诗歌的经验而来。对我而言，尽管汉语新诗尚未完全成熟，但它仍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真正成就的领域之一，在1990年以来它更是诞生了一批杰作。阅读这些作品是幸福的，它构成对一个人心智和理解力的煅炼，构成对他自身经验边界的拓展。这本文集因而带有一种还愿的性质：这些诗篇曾赠予我对美妙事物的经验，而我有义务将这种经验带给更多的人。

“词的伦理”这一书名，显示了本书的关切所在：对词语的倾听，对词语所蕴含的伦理-政治性经验的挖掘。这是书中全部细读、评论和书写的立足点。因此，这本文集的关注点集中于“经验”。诗歌所要处理的经验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历史性世界的经验，这类经验具有历史-社会学性质（当然必须经过诗艺的转换）；第二类是对生命（内在性）和自然的经验，它具有生命形而上学或现象学的性质。第二类经验可以被视为超历史的，尽管它实际上并不能完全独立于历史。在本书中，第一辑“论欧阳江河”主要关注的是历史性的经验，我选择当代诗人欧阳江河为个案，试图说明汉语新诗在面对现代世界图景时，所经历的诗学理念和诗歌方法上的巨大转换，以及在这种转换中生成的新的经验世界的方式。第二辑“经验的上升”中解读的诗人（穆旦、鲁西西、蒋浩等），相对而言则是朝向内在生命和自然的，因此我的关注点就聚焦于这些诗人的独特生命经验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在他们的作品中不断变形的。在第三辑“词语”中，我所书写的则是我个人对某些来到我身上的词语的经验，在其中，历史性和内在性的经验交织在一起。无论是对具体诗作的分析和阐释，还是对词语所包含的历史和生命经验的梳理，都只有通过对细节及诸细节之关联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只能从细读出发。这就是为何本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对单独作品的解读和评注。

严肃的诗学批评，其任务不仅在于揭示诗歌的经验方式，而且要剖析使得这种经验方式得以显现的技艺构成——诗歌对经验的展示和探究，只能在语言中进行，而语言的精纯和活力取决于诗人的技艺。因此，诗歌批评建立在对一个基本事实的领会之上：诗歌的品质，最终取决于它所包含的技艺的高度和经验的深度。对批评家来说，技艺与经验乃是批评之椭圆围绕其展开的两个焦点。鉴于本书对“经验”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在这个序言中，我将把主要的篇幅放在对“技艺”的理解上。而在今天，谈论技艺在诗歌中的重要性，首先就要面临许多人对当代新诗之“技术化”倾向的指责。因此有必要先澄清一下公众对诗歌“技艺”的误解。

（二）

许多人认为，技艺的复杂和难度对于诗歌不是一件好事。他们指责诗人们热衷于玩弄技术却忽视“灵魂”，他们主张，诗歌不是技艺或制作的产物，而是“从心灵里流淌出来的”。这些批评者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受中国古典诗论（主要是《沧浪诗话》和《人间词话》）影响，认为诗歌需要不假雕饰的“自然流露”；另一类则受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影响，认为诗歌乃是原始力量或冲动的爆发。这两类人在中国的诗歌读者中占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社会对新诗的评价。然而，这种对“技艺”的攻击，却是建立在对传统的无知和对诗歌本性的误解之上的——它既误解了“技艺”的本质，也误解了诗歌的“自然”。

我们先来看看“自然流露”的推崇者所依傍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古代诗论所强调的“真”、“自然”和“不隔”，主要是指初始经验（“兴”与“观”）的直接性，亦即诗所要言说的经验必须是直指人心、如在目前的。在这个前提下，“自然”也被用来指称诗歌所要达到的风格状态或结果，亦即与这种初始经验的直接性完全匹配的语言状态。显然，在这两种意义上的“自然”，都不是指诗歌无需技艺；相反，古诗传统对“法度”和“推敲”的强调，都表明要让初始经验直接显现出来，需要极其高超的技艺和极其艰苦的训练。诗歌的“自然”从来不是可以随意“流露”出来的，而永远是艰苦奋争的结果，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人通过卓越的技艺开辟出来的一块空地（Lichtung）。像陶渊明和王维这样的伟大诗人，他们在抵达“自然”之前，都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严格而全面的诗艺煅炼。他们写作过各种体裁、各种题材的作品，有过非常复杂和艰涩的时期（例如陶诗中的《形影神》三首）；只是到了修养、技艺都臻至成熟之后，他们才能写出我们所推崇的那些显得“清新自然”的诗篇。这些诗篇的内敛、富于暗示性和分寸感，都显示出技艺上的精纯——这是所谓的“自然流露”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即使有些诗确实是即兴而成，那也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法度在磨练中已经完全融入血肉之后的结果，而决非对法度无知、甚至轻视法度的率性妄为。

因此，许多人标榜的“自然流露”，其实是对“自然”的误解：他们把原初经验的直接性误解为写作技艺的简单性；把经过高超技艺（内敛和分寸感）才能达到的风格状态，误解为随意和率性所造成的表面的“流畅”，误解为对技艺的排除。他们不明白，他们所津津乐道的“自然流畅”，不过是通过技艺达到的一种风格结果而已，而且通常是技艺拙劣和偷懒的结果。而从最高的意义来讲，诗歌所要抵达的“自然”，与所谓的“自然流畅”并无多大关系，而是像自然那样万象涌动、争执而又井然有序，亦即具有“自然”那样的丰富与活力、平衡与和谐，而绝非表面的流畅可读或感人。许多蹩脚的诗之所以“流畅”，不过是因为它们的贫乏、缺少争执从而容易安排罢了——这样的诗丝毫不能拓展我们经验的边界，而只是陈词滥调的重新组合，并加剧着我们已有的经验方式的惯性。